一個人即使有犯罪動機，如果沒有造成犯罪的結果，法律也對他無可奈何。思想再壞，沒有行動，就不能說他是個壞人。同樣，富人是不是為富不仁，也不是思想品德問題，而是看手段和結果。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可見愛不愛財無關緊要，用什么方法去取，才是問題的實質。
　　曾經有某餐館，考驗過食客的道德水平。他們讓食客根據自己對菜品的滿意程度定價，先吃后定，定多少收多少。此舉一出，食客盈門是自然的，餐館賠本也是自然的。據記者報道，90%以上的食客都吃得呼兒嗨喲，但這并不妨礙他們都定出了比地板更低的價，普遍只付了不及成本的10%的錢，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付一兩個硬幣，有的干脆連硬幣都不付，一副“吃大戶”的模樣。消息終于暴出，媒體又抓到了熱點，一個商業行為上升為一場道德討論，見諸報端的，無不是對國人素質之低的切齒痛斥。
　　餐館老板難道有病，竟然忘記了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句話其實是很符合進化論的。不管富人､窮人，內心的貪欲都根深蒂固，人們常說為富不仁，只是因為窮人的不仁沒有暴露出來而已，于是就把不仁的帽子戴到富人頭上，這是不公平的。
　　餐館老板清醒得很，我估計，這只不過是一個策劃，是一種促銷手段而已，等到他的餐館聲名鵲起，等到食客嘗出了味道，他再按市場行情收費也不遲。
　　曾經挑起亞洲金融風暴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在很多人看來簡直是十惡不赦，但偏偏是他，因為行善而成為第二屆“代頓和平獎”得主。他的主要事跡是捐出巨款，支援波斯尼亞地區的戰后重建，以及他所領導的量子基金對多項慈善活動的大力支持。此種行為在中國也很多，但大多帶有商業色彩，因而慣性思維的中國記者就對索羅斯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您的天性還是樹立形象的需要?索羅斯回答：在金融市場，我只是按規則辦事，我遵守規則，談不上道德不道德。
　　其實說穿了，也就是因為有高額遺產稅，國外的富豪們才大多在生前捐出大部分的財產，不僅是索羅斯，而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富人的仁，不是道德的促成，而是制度的結果。
　　按規則辦事，這就夠了。
　　經濟和道德，實際上是兩個范疇，雖然有所交叉，但絕不能混為一談。誰都有不仁的可能，所以才需要市場的規范，需要法律的約束，讓不仁的行為付出代價，讓不仁的愿望不能實現。富人們仁不仁，不僅是人心好不好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社會健不健全的表現。如果一個社會到處都在嚷嚷著“為富不仁”，那么不仁的不僅是富人，還有這個社會本身。
　　(摘自《窮人缺什么》當代中國出版社 圖/張建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