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

留下一支小部隊固守上海最后陣地，蔣介石的打算是，四兩賺千斤，以此影響即將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迫使日本人坐到停戰談判桌上。

可是，布魯塞爾聽得到上海城頭這急迫的槍聲嗎？

九國公約會議，從開始就呈現出胎死腹中的跡象。中國希望這次會議達到三個目標：一是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并予制裁；二是列強給中國貸款和武器、軍火等物質支持；三是英、美、法海軍在遠東、蘇聯陸軍在西伯利亞分別進行軍事演習，向日本示威。而西方列強僅僅打算提供一張圓圓的會議桌，把中國和日本拉到一起，有話好說，接受調解。

由于對會議抱有很大的幻想，中國政府派出龐大的代表團。中國代表為自己艱難的使命，左右奔走，苦苦周旋。

美國是九國公約發起國，又是世界頭號大國，在布魯塞爾的會議桌上自然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首先渴望得到美國的支持。

10月28日，中國代表團團長、職業外交家顧維鈞，拜訪美國政府首席代表戴維斯及其助手亨培克。雙方談得相當坦率。

戴維斯，一個美國老外交家，他當然知道中國人是提一只籃子，請求援助來的。但是這位大國代表很不慷慨。他先是用十分熱烈的詞句對中國表示同情，衷心希望這次會議有助于中國。之后，就叫苦，他說，“美國在遠東目前無力持堅定的立場。而無力辦到的事，美國決不做任何承諾。所以，在布魯塞爾，美國既不能把守大門，也不能當帶頭人。”

作為一個多年周旋于外交場合的窮國、弱國外交代表，顧維鈞對列強的脾胃摸得清楚，什么臉色、眼色都見識過。戴維斯是禮貌的，他的直率無可指責。但顧維鈞對他的說法不以為然。顧維鈞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在遠東可做的事很多。比如，倘若把目前源源輸往日本的石油、鋼鐵、橡膠等戰略物資改運中國，那對中國將是很實際的支持。”

壯士無戈這實質上是希望美國帶頭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顧維鈞一下觸及到美國一根最敏感的神經。誰都知道，日本是無資源國家，它賴以進行戰爭的重要物資，許多是從美國進口的。戴維斯不打算在此談論這個問題，他非常禮貌地掐斷了話頭。他說：“這個問題關系到美國《中立法》，改變它，要經過復雜的立法程序。而閣下也清楚，目前美國公眾對《中立法》，還是非常欣賞的。”

為了不使中國外交官過分失望，戴維斯說，在布魯塞爾，即使美國不能向中國提供切實的支持，但很愿意提出某些策略性建議。

顧維鈞洗耳恭聽。

“中國應該更好地掌握含蓄的藝術。”戴維斯認為，在布魯塞爾，中國不應采取過于強硬的態度，以便給其他國家進行斡旋留下余地。他談道：

“閣下可以發表一篇溫和而不失堅定的講話。說中國理解日本需要原料，和為其過剩的人口尋找出路。甚至可以提出，中國愿意在經濟上和日本合作，這對兩國都有利。但是經濟合作是不可能由日本侵略和屠殺數以萬計的中國人來實現的。中國還可以指出，由于日本侵略中國，不僅使得中、日經濟合作化為泡影，而且也違反了九國公約。中國還應當指出，日本作為九國公約簽字國之一，它的行為并不僅僅是反對中國，同時也在反對九國公約各簽字國。因此，各國有責任采取步驟對付日本違反條約的行為。”

在指出中國應該這樣做，應該那樣做以后，戴維斯接著說：

“最后，中國應向會議做如下表示：為了不影響各國目由發表意見，中國代表愿意退席，給各國代表以討論的完全自由。”

戴維斯指點迷津地說了一大通話，而要求中國從布魯塞爾的會議桌上退席，才是他全部建議的主旨。

要中國代表從事關中國命運的國際會議上“自愿退席”，這離奇的“建議”，使素以沉著老練、處變不驚著稱的職業外交家顧維鈞，聽起來也不免毛骨悚然。

中國是個主權國家，在戰場上正慘遭日本侵略者恣肆蹂躪，現在到談判桌上任人宰割，而且還要蒙上眼睛堵上嘴，公理何在？

中國外交家覺得美國的建議太出乎意料、太不合法理，但外交家就是外交家，中國人十分“含蓄地”向美國人表示，對他的建議感到難于理解。即使中國政府認為可以按他的意見，也很難向中國公眾解釋。這是個十分敏感的問題。

戴維斯總是那么“友善”而富于“涵養”，他解釋說，他理解中國這一態度。他也認為中國完全有權參加會議的討論。“退席”這個詞聽起來也許令人不愉快。但中國這一舉動體現出東方人公正和助人為樂精神，必會在西方人心理上喚起巨大的同情。

戴維斯特別指出，這一建議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羅斯福總統的一項非正式建議。

這已經是在逼迫中國人退讓了。

“既然如此，”中國外交官說，“鑒于此意見如此重要，我必須立即報告我國政府請求指示。”

一直在旁邊作陪的亨培克，也就是不久前為中國抗戰前途，與一位法國外交家爭論不休的那位美國博士，心事重重，言辭謹慎，時而流露出愛莫能助的無可奈何神情，在晤談結束時他提醒中國人說：

“閣下，希望不要在外面宣揚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以免給人造成一種印象，說美國代表團在會議中處處帶頭，并且負起了全部重擔，因為這會在美國國會引起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