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五千年，拆仿一線間
　　
　　“拆舊”和“仿古”的大戲正在中國城市加速上演。一邊，部分“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岌岌可危，歷史文化街區頻頻告急；一邊，55億再造鳳凰，千億重塑汴京，仿制古城遍地開花。這一切正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獨特風景。
　　
　　若非十五年前栽下的兩棵梧桐樹還立在那，嚴振已經找不到曾經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家。
　　
　　2012年10月的一天，他站在山東聊城古城樓南大街的梧桐樹下，眼前已不見當年的兩層小樓，而是一座青磚灰瓦、檐牙高啄的仿古宅院。
　　
　　這只是聊城這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雄心勃勃的古城重建計劃的一瞥。而今，站在古城的中心有著“天下第二樓”之稱的光岳樓樓頂四顧，這座面積約1平方公里的水上古城四面的主干道兩側，仿古建筑已然鱗次櫛比。
　　
　　三年前，聊城開啟浩大的古城保護與改造帷幕，嚴振便和生活于此的萬余居民一樣，漸次離開了這座躺在水上的千年城池。他們的舊屋悉數被夷為平地，讓位于那些漆色嶄新的城墻、角樓、府衙和考院。
　　
　　隨著這些舊屋及其周邊道路的拆除，聊城古城的歷史文化街區的原貌化作一地瓦礫。
　　
　　“贗品！”對已然立起的古建筑，嚴振充滿了鄙夷。而在當地政府的計劃里，這些看似古色古香的“古城”制品，不僅替代了舊城臟亂差的面貌，而且寄予著地方“旅游業發展龍頭”的期待。
　　
　　在這場激蕩著中國城市的拆舊與仿古的熱潮中，聊城并非孤例，甚至不值一提。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必虎的初步統計顯示，中國正有不少于三十個城市已經、正在或謀劃加入這一古城重建風潮。
　　
　　爭相上演巨資“穿越”
　　
　　最新入局的是昆明。2012年10月26日，滇池湖畔的昆明市晉寧縣，投資220億元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國文化旅游名城”破土動工。昆明市宣布，要“確保3年時間再造一個古滇國”。
　　
　　中國的城市不乏值得一說的歷史與故事，自從1982年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公布至今，共有119個城市已榮膺這項桂冠。現在，他們中的部分已不滿足于單純守衛祖上的零星遺產，力求重現千年的恢宏歷史。
　　
　　回到“明代”。2012年底，大同古城墻即將合龍，投資500億元的古城再造正令這座城市再現明代風華。
　　
　　回到“宋代”。2012年8月，河南開封爆出千億打造古城新聞，力爭四年內重現北宋汴京繁華。
　　
　　回到“春秋”。2012年初，山東肥城“春秋古城”項目開工奠基，計劃總投資60億元，占地2200畝。
　　
　　回到“上古”。2011年9月，江蘇金湖堯帝古城開建，項目占地千畝，總投資3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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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張松的記憶中，以往這種復古表現為對個別建筑的整修，如北京琉璃廠、南京夫子廟、承德清代一條街、開封宋街等。而今，復古已變為一區乃至一城。
　　
　　作為住建部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教授級高工趙中樞目睹了各地古城重建后悟出一個規律(如圖示)：在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偏遠的西部地區少有這種現象，但在中部，經濟上有一定潛力仍想大發展的地區，古城重建正扎堆出現。其中，僅河南一省，即有鄭州、鶴壁浚縣、開封、商丘、洛陽等五地欲重建古城。
　　
　　“這是一個方向性的錯誤。”張松說，“這是不現實的，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是回不去的。”
　　
　　但在一些人眼中，回到過去輕而易舉。“大美灤州已備好美酒佳肴，恭候八方朝拜的下臣進城就座。”2012年9月30日，投資52億元、占地兩千畝的河北灤州古城舉行開城大典，遼國的“國王”和“皇后”率領身披鎧甲的儀仗隊出城迎客，儼然一場“穿越秀”。
　　
　　“重建未必是壞事，某種意義上這是地方重視文化的一個反映。”中國工程院院士、原建設部副部長周干峙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我們希望是保護遺產，而不是一味恢復歷史面貌。”他認為，恢復一座古城既非易事，亦無必要。
　　
　　周干峙說，在全世界九百多處世界遺產中，中國只有43個。“九百多個里有一半以上在歐洲，就此而言，我們還交代不過去。”但對于怎么保、保什么，仍是目前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不敢撤銷的名城稱號
　　
　　嚴振越過新修的仿古宅院，古城的另一面浮現眼前：原來密密麻麻的居民樓已經被悉數鏟平。
　　
　　這是重建的另一面：拆。
　　
　　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儀三，這位領銜編制《聊城古城保護與整治規劃》的“古城衛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按照當年規劃，應當對古城建筑原樣原修，并留存部分居民，“這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然而，聊城地方政府卻只是采取了該規劃的殼，反以大拆大建的方式將古城的歷史街區拆除，“就剩了一條假褲子”。
　　
　　“想完全恢復之前的古城格局和街巷已經很困難了。”一位聊城匿名文保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二十年前，正是憑借這些文物古跡和古城格局，聊城得以躋身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推倒重來的聊城已經成為負面典型。在2012年6月召開的“紀念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設立三十周年論壇”上，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痛批“拆真名城、建假古董”的行為，直接點名聊城，“成片歷史街區被拆掉，統一建仿古建筑，一個設計圖紙、一個時間建出來的”。
　　
　　不惟聊城，中國諸多歷史文化名城的歷史街區都在成片消失。
　　
　　所謂歷史文化街區，是指保存文物特別豐富、歷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夠較完整和真實地體現傳統格局和歷史風貌，并具有一定規模的區域。
　　
　　2011年1月起，住建部與國家文物局聯合開展了三十年來首次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工作檢查。按照進度，檢查于當年7月即宣告結束。但結果未對外公布。
　　
　　這注定是一份不容樂觀的結果。參與檢查的趙中樞曾透露，在全國119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中，有13個名城已無歷史文化街區，還有18個名城只剩一個歷史文化街區。按照規定，有兩個以上歷史文化街區的才能申報歷史文化名城。
　　
　　阮儀三則稱，沒有了歷史街區的名城可達二十多個，此外還有一半以上的歷史文化街區是不合格的。
　　
　　趙中樞說，歷史文化街區消失的原因，有的是在1982年國家劃定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時尚未劃定歷史文化街區，但更多是劃定之后卻人為拆毀。
　　
　　2009年4月，南京市“危舊房改造計劃”將歷史街區列入改造范圍，安品街、南捕廳等一大批老街區被拆除殆盡。“大同的善化寺和上下華嚴寺周邊，原來是一片歷史街區，現在也全部建成仿古建筑了。”阮儀三說。
　　
　　此外，1949年以后產生的歷史街區幾成空白。據趙中樞觀察，目前中國還能找到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遺留下來的人民公社舊址，僅余河南、四川等地的兩三處。
　　
　　事實上，依照檢查通知規定，對已不具備條件的名城，由住建部與國家文物局向國務院建議列入瀕危名單或者撤銷稱號。但是，“專家們有個擔憂，摘掉一些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帽子，他們就索性不要了，要他干什么？很麻煩的。”阮儀三說。
　　
　　一筆旅游、地產經濟賬
　　
　　“古城重建的動機很少是為了文物保護，大部分是為了搞旅游、搞地產開發。”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必虎說。
　　
　　在2009年聊城古城保護與改造動員大會上，聊城市一位領導公開感慨，原汁原味的“天下第二樓”光岳樓、傅斯年紀念館知者寥寥。“究其原因，就是由于我們的文化旅游業發展不夠。”因此，古城的改造開發被寄望成“旅游業發展的龍頭，帶動經濟發展，帶動老百姓發家致富”。
　　
　　事實上，諸多重建的古城并不隱諱打著“旅游”字樣的別名，如堯帝古城又稱金湖印象旅游城，銀川西夏古城亦稱西夏商業文化旅游博覽園。
　　
　　據阮儀三觀察，當下這股古城重建的風潮正是肇始于麗江、平遙、烏鎮等古城古鎮旅游業興起之后。“人家能夠搞好，我們也一樣能夠搞好，完全能夠實現后來居上。”上述聊城市領導如是說。
　　
　　地方政府已然運籌帷幄。聊城市政府的招商文件顯示，恢復建設歷史文化景點投資約為1.78億元，建成后，年客流量約為30萬人次，可收入1億元左右。而大同市更是曾公開期許，未來旅游人數將達到每年300萬人，以100元門票算，一年即是3億元，這還不包括餐飲購物等。
　　
　　僅僅旅游開發的目的并不足以解釋全部。趙中樞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僅僅為了旅游或保護古城，完全可以通過麗江、平遙那樣的新舊分離模式，抑或當下在北京等地推行的旨在避免大拆大建的微循環漸進式的整修，但這樣的方案卻被聊城等地棄之不理。
　　
　　“拆了老房建新房，有GDP和房地產收入，修老房子，費錢、又沒有收入。”阮儀三如是解釋地方政府推倒重來的動力。
　　
　　兩院院士吳良鏞曾指出，大拆大建對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種最經濟的做法。“老城中心地價高，拆遷花費的成本高，但是經濟回報會更高。”趙中樞說。
　　
　　聊城市政府的公開效益預測稱，古城內棚戶區改造項目投資約為16.87億元，可建民居約48萬平方米，預計銷售收入約28.8億元，其利潤之豐厚自不待言。
　　
　　如此，不是在新區大筆一揮，而是在古城的“螺螄殼里做道場”成為重建古城最劃算的選擇。
　　
　　然而，所有的算盤都能盡如人意嗎？
　　
　　在當下轟轟烈烈的古城重建風中，山東棗莊的臺兒莊古城是為數不多的已然開門迎客的一個。公開資料顯示，自2010年開城以來，該古城共接待了400多萬人次游客，從2009-2011年，古城三產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了3.9%。
　　
　　更多正在加速度前進的古城項目尚未及接受考驗。“是假文物沒關系，但要考慮業態。業態規劃成功，古城會響亮轉身；只是物質城墻，可能大量的錢投進去以后收不回來，留給下屆政府，最后真正承擔的還是老百姓。”并不反對再造的吳必虎說，“政府立項，老百姓埋單，直到一代代把債還清。”
　　
　　夜幕降臨，一平方公里的聊城古城里，只有屈指可數的幾處燈光。而政府的官方話語堅信，“一座古城如鳳凰一般徐徐除去老舊的軀體，正向新生闊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