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甘肅幼兒園校車事故相距不到1個月的時間，國務院法制辦緊急頒布的《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還在征集意見，我國近日又接連發生多起校車事故：

12月12日下午，江蘇豐縣首羨鎮中心小學校車發生的側翻事故共造成15名學生死亡，8名傷者幸存。

就在同一天，12月12日6時40分許，廣東佛山順德一輛載有59名學生的校車與一輛貨車相撞，37名學生受傷入院治療，其中1人進了重癥監護室。

12月13日8時許，河南省駐馬店市古城中學一運載學生進行拓展訓練的車輛與貨車發生碰撞，兩名學生當場死亡，20多人受傷，其中7人重傷。

為什么出事的總有校車？為什么受傷的總是孩子？人們在痛惜之余，不禁發出質問。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農村教育問題研究專家袁桂林認為，在校車車體本身不達標、超載現象突出、司機素質較低而導致安全事故迭出的背后，是校車運營混亂、監管不力以及校車立法空白的制度缺位。更根本的則是農村撤點并校導致“上學遠”，以及政府在解決“上學遠”問題上疏于校車系統建設。

從2002年起，為了整合農村教育資源配置，我國農村開始了大規模的“撤點并校”，將臨近村落的學校進行合并，發展成中心學校。據統計，我國農村小學校數量從1997年的51萬多所減少到2009年的23萬多所，減幅達54.9%。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的王蓉教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應客觀看待“撤點并校”。

王蓉說，“撤點并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國農村適齡兒童大幅度減少。據統計，1998年到2007年間，全國適齡入學人口減少了24.30%。“這是一個最客觀的背景，確實給我們的農村義務教育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戰。”

部分地區由于學生太少，無法開設很多課程，僅有10個到20個孩子的學校，也存在難以配備老師和開設課程的難題。

另一個原因是，原來主要由鄉村兩級辦學導致的農村學校經費普遍困難、教師工資拖欠等問題，導致農村孩子不能接受到較好的教育服務。“‘撤點并校’和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避免了上述問題，所以應該肯定它所起到的歷史性作用。”王蓉說。

王蓉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各地老百姓對“撤點并校”的反應也不相同，有的堅決要跟孩子在一起，反對“撤點并校”。有些父母則看重讓孩子接受更加全面的教育，有一個較高的起跑線。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偏遠地區的學校，特別是村小、教學點，不能開全課程的問題一直存在，特別是沒有英語課、音樂課、美術課等，孩子們的教育受到嚴重影響。家長們為此感到很焦慮，在這種現實約束下，家長們可能就采取了支持“并校”的做法。

“畢竟孩子們到中心學校上學后，這方面好一些。但是，這也可以說是一種被動接受‘撤點并校’的態度。以往，農村的學校是由那些年紀較大的老師在那里撐著的，在很多地區，找不到替換他們的人。年輕教師不愿到偏遠、落后的地方去，甚至多給他們一些工資，也還是沒人去。”王蓉說。

農村中小學撤并之后，教育硬件或許確實有所提高，不過，它導致了一個直接難題，就是孩子們如何從家門口到校門口。動輒幾十里的山路，僅僅靠孩子們步行，顯然并不現實，而家長們也很難承受更高的交通費用，“黑校車”于是應運而生。大范圍的學校撤并，使得農村孩子就近入學變得困難。安全校車的缺乏，又使得上學的路不僅漫長，而且充滿危險。

袁桂林認為，農村“撤點并校”，撤并學校越多，需要搭車上學的學生就越多，而他們的乘用車幾乎都是農用車，即使是客車，不少也沒有達到安全要求。于是，校車事故發生頻率近來很高。

袁桂林說，按照國際經驗，解決上學遠的問題一般有兩條路徑：一條是開通校車，另一條是在不能通車的地方“寄宿”。2002年以后，我國把寄宿制推到首要地位，校車系統的建設卻行動甚少，這表現在校車事故責任不明、政府投入不足、校車立法遲遲不到位等方面。

我國于2010年制定了《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的校車標準，但是，校車的現狀卻不容樂觀。

由于大部分校車是社會車輛，歸私人擁有，在運營過程中，司機為了減少成本，往往不顧孩子們的安全，違章駕駛、缺乏責任意識。袁桂林說，在我國，每天有數百萬學生乘坐存在安全隱患的校車上下學，因車體不達標而引發的校車事故比比皆是。

另外，農村路況太差也是事故頻發的原因之一。在不少農村地區，校車行駛路段還是顛簸的土路，雨天陷車，雪天打滑，路邊就是河道和深溝，稍不小心就會發生致命的交通事故。

據袁桂林研究統計，僅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媒體報道的校車事故就已造成41名學生死亡，130多名學生不同程度地受傷。

為破解校車安全問題，袁桂林提出，政府要將校車系統建設作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一部分，同時，校車要納入學校后勤保障系統，教育部門要承擔責任主體的地位，有權協調公安、運營公司等部門。校車運營體制則采用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模式，將運營業務進行公開招標，審核有資質的公司和政府配合運作，政府在整個過程中起引導、管理、監督和檢查的作用。

《校車安全條例》目前正在征集意見。有學者指出，城市與農村校車的管理應當有所區分，城市重在校車質量與交通優先權，農村除了校車質量外，還要著重規范路面基礎、基本交通規則和駕駛員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