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干旱似乎一直與我國過不去，小打小鬧的干旱就不說了，光是引起全國大范圍跨省區的干旱就爆發了數起，從幾年前的重慶、成都大旱到去年的河南、山東等華北地區大旱再到今年的西南云、貴、川等五省區大旱，其頻率似乎越來越快。頻繁大范圍干旱其實暴露出我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大問題：多年的投入欠賬與制度缺失導致許多農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種糧的比較效益低下使農民不愿意進行水利投資；國家對水利設施過分注重大江大河治理與糧食主產區建設，非糧山區丘陵等農田水利建設缺失等。西南云、貴等不少地區目前還是“望天收”，一遇干旱連保命水都成問題，如何加強這些地區的用水問題已迫在眉睫。

農田水利設施對于農業生產和農戶生活息息相關，但是過去幾十年相關經驗表明，雖然國際機構和各國政府對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投資和管理方式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與反思，但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上普遍是失敗的。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是對“世界銀行共識”在治水方面面臨的困境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世界銀行共識”意指堅持私有化是解決發展中國家農村公共品供給困境的有效方式，這種觀點認為市場能夠優化資源配置，而公共資源（比如水資源）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可競爭、可排他、可轉讓的特殊商品，因此，構建一個有效的市場就可以讓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擺脫目前面臨的公共服務效率低下的困境。 很多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銀行共識”的指導下進行了各種基礎設施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我國也不例外。但是十幾年的探索之后，人們發現“世界銀行共識”并沒有為這些國家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帶來光明前景，反而增添了許多新的困難，質疑之聲四起。以墨西哥為例，在“世界銀行共識”指導下，墨國的水利改革不但未能改善該國原先水利等公共服務的低效率，反而帶來了更多的問題，諸如社會力量無力承擔高額的建設和管理費用，國家資金的撤出加速了資金鏈的斷裂，使得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停滯不前；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的私營化加大了人們獲得公共服務的機會的不平等，造成了更大的貧富差距；損害低收入階層和農村居民的利益，甚至引起社會動蕩等等。

在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方面“世行共識”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投資為主、社會資源參與為輔的治理模式。以韓國為例，該國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改革是“新村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新村運動的推行而不斷深化。在投資上，韓國建立了以國家財政為主、受益農戶投資為輔的管理體系，從資金上保證了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水利的建設和管理工作能夠順利進行；根據各地特殊的地域特征，積極動員當地農村社會資源，建立“自下而上”的動員機制，充分體現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政府提供多種優惠政策與獎勵措施，根據各個村莊的表現，政府實行獎勤罰懶的機制，以官辦型民間組織為管理主體，根據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規模的大小，由不同的官辦型民間組織負責管理。這些措施都保證了韓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改革的成功。

我國在農水治理方面其實也應該加大國家的投入，以徹底解決“少雨就旱，多雨就澇”的惡性局面。比如可以在西南山區丘陵實施“以工代賑”來建小農水，解決“下雨澇，下不雨旱”的困境。建議國家拔出專門經費用三五年時間來大力建設小農水，重點放在原來廢棄的溝塘渠堰建設。比如一個100人的村莊，國家拔2萬元修建資金，提出框架標準，讓農民自己把村莊的貯水設施都修建好。目前不少農民都在外打工，只能采取以工代賑，才能吸引他們回來。國家用少量的資金就可以徹底解決山區丘陵區的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難題。如果每個農民一個月500元，一年下來6000元，國家拔出600億維修資金一年就可提供1000萬的就業崗位，既可扶貧，也可解決這些貧窮地區的飲水與干旱問題，是個雙贏的好事。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