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布斯的去世令世人百感交集，不論喜歡他或他的產品與否，人們都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技術狂與市場達人的完美結合，一個把既不算便宜、也未必實用的新潮電子產品，變成人人“恨不得啃一口”的市場寵兒和時尚代名詞的奇才。

然而這樣一位奇才倘若生在中國，那么他的成長軌跡將是怎樣的？

歷史上的蘋果公司成立于1976年愚人節，誕生地是一間車庫，倘在中國，這樣的“注冊場所”能否獲批便是個疑問，即便批了，供應商、客戶、管理部門甚至顧客，看見這樣一家“公司”，怕也最多能接受布圍裙或蛤蜊油一類的產品從這里出品，微電腦之類“高級貨色”倘是從這“街道工廠”誕生，怕早被當成山寨貨了。

歷史上的“蘋果之父”并非喬布斯，而是斯蒂夫.沃茲尼亞克；讓蘋果和喬布斯雙雙鳳凰涅槃的iPod，原創者也非喬布斯，而是特立獨行的發明狂人兼音樂發燒友托尼.菲德爾，倘若在中國，喬布斯之于沃茲尼亞克，怕是會被扣上“貪天功為己功”、“背叛者”的頭銜，而他對菲德爾的銀彈攻勢和最終“消化”，弄不好會被扣上“不擇手段”、“巧取豪奪”的帽子，不僅如此，一度被踢出蘋果的喬布斯，在中國的環境里弄不好會“好馬不吃回頭草”，蘋果也很可能拉不下面子去主動拉回“離家浪子”，至于菲德爾，則很可能會“寧為雞口不為牛后”拒絕取消自己的“字號”，從而讓蘋果的復興成為虛化，而沒有了iPod3年銷售4200萬臺的驚人記錄，此后iPhone、iPad等滾雪球般的“蘋果神話”又如何誕生？

歷史上的喬布斯起步艱難，公司既沒有錢，也沒有貨，甚至沒有原料，只有一個在當時還沒有同類產品的奇怪設計構思，倘在中國，這樣的“三無產品”恐怕既弄不到貸款和政府資助，也不會有投資者正眼相看，第一枚蘋果怕是不等成熟墜地，便會因“營養不良”、“奶水不足”早早夭折，甚至胎死腹中。

如果是在中國，不是電腦達人卻是不折不扣的技術狂、沒有過硬文憑卻好為人師的喬布斯能否“上崗”，“下崗”后能否“再上崗”，實屬未知數，即便成功上位，會不會就此被定位為“行政管理人員”，從而官僚化、庶務化，被政治任務、行政管理和各種雞零狗雜的瑣事弄到筋疲力盡，誰也不好說；精于營銷學卻不善處人際關系，能打動市場卻常與自己設計團隊水火不容的他，能不能在復雜的“社會學”大熔爐中熬下來，著實難以預估，即便熬下來了，早已被磨去棱角的他，還能是那個引領時尚潮流、敏銳把握商機的喬布斯么？

喬布斯最大的成功之處，是“總做別人還沒做卻一定會做的事”，從微電腦到筆記本再到“3i”，他總是領先一步開拓一片新天地，占據100%的市場，并想方設法控制盡可能多的技術制高點，這樣即便他人跟進、效仿，一方面他已賺得盆滿缽滿，可以轉進另一片新天地“吃獨食”，另一方面，跟進者、效仿者還會不時踏響名為“專利”的地雷陣，從而在很長時間內變相為喬布斯和蘋果打工。如果他是在凡事“歸類”的中國，動輒“全新”、“開拓”，怕不被當瘋子就被當騙子，能不能找到市場的立足點尚且難說，更不用說大展拳腳；如果他是在“山寨”盛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不完善的中國，那些“專利地雷”只怕沒炸到仿冒者，反把他和他的蘋果炸得尸骨無存。

然而在美國，這一切都沒有發生：車庫創業？沒什么，從蓋茨到楊致遠，從迪斯尼到惠普，這些如今響當當的名字，都是在一間間大同小異的車庫里呱呱墜地的。如今正在硅谷“孵化”的眾多潛力之星，有些起步之初連車庫也用不上；兼并、跳槽和吃回頭草？這同樣沒有什么，從槍械大師勃朗寧到硅谷的無數創業達人，他們的創業歷程都經歷過數不清的炒與被炒、跳槽與被跳槽，兼并與被兼并，這本是現代商業社會的常態，也是科技成果高效轉化和人盡其用、物盡其用的必要前提；創業之初缺乏資金？同樣沒問題，不但政府從政策上鼓勵、扶持創業，各種商業性、公益性的風投、天使基金，也會隨時為有前途和潛力的起步者提供寶貴的創始資金；沒有文憑和資歷？就更沒什么了，設計出M-16步槍的斯通納是個沒上過大學的工人，飛機發明家萊特兄弟一個是搞印刷的，一個是賣自行車的，就算這些沒聽說，總該聽說過比爾.蓋茨吧？至于競爭機制、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法治和公民意識、鼓勵個人突出的社會道德環境，以及良好的科學教育普及程度和“人人都能鼓搗幾下機械和電”的全民動手能力，這些或為人熟知、或不被人注意的細節，同樣是孕育“喬布斯蘋果”的肥沃土壤。

兩相比較便一目了然：中國所真正缺乏的，并非喬布斯這樣的人才“毛坯”，而是讓喬布斯成為喬布斯、讓蘋果成為蘋果的肥沃土壤。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后起的中國，出現喬布斯和蘋果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耐心，這人人都可理解，但倘不從土壤和根基抓起，而是好高騖遠、好大喜功、舍本逐末，則恐將做更多無用功，走更多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