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點多，黑龍江省遜克縣車陸鄉宏疆村，朝霞的光輝已然可見。78歲的老漢徐維義已經出門，去江邊收他昨日布下的漁網。雖然是夏季，這里的早晚溫度也只有五六度。徐維義仍穿著冬季里的一身舊棉襖，拄一根老樹棍做的手杖，因為文革遺留下來的嚴重的腰疼病，他的行動有些笨拙遲緩。

徐維義捕魚的這條黑龍江，是中俄兩國的分界線。江的對岸，便是俄羅斯。徐維義說，他母親的老家就在上游一百里的河對岸。

徐維義長了一張典型的俄羅斯人臉孔，藍眼睛，高鼻子，絡腮胡，但他其實是俄羅斯母親與闖關東的山東人所生的混血兒。

俄國十月革命之后，由于蘇維埃紅色政權的建立引發難民潮，以及隨后的大清洗運動等各種原因，數以萬計的俄羅斯人先后遷入中國黑龍江境內。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后來陸續移居他地或回歸俄羅斯，真正落地生根的多是與中國人組建起家庭的俄羅斯婦女。據俄羅斯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遜克縣的縣志記載，新中國建國初期，全縣有無國籍外僑(他們多被蘇聯政府取消了國籍)205人，女性189人，占僑民總數的92.2%。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蘇友好，江兩岸的人來去自如，互通有無。

但1960年代中蘇交惡之后，兩岸關系變得緊張。村里曾經有人去河對岸做生意、探親，但邊境在一夜之間被封鎖，他們再也沒能回到村里。等到1990年代有人再回來，這個村子卻變得異常沉默。

文革時期，車陸公社(今車陸鄉)制造出了一起“蘇修特務集團”大案，宏疆村挖出的特務之多，使這個村子成了遠近聞名的“蘇修特務村”。

“上山搞資本主義”

“蘇聯老太太”——徐維義的兒子們常常這么稱呼他們的奶奶葛金麗娜。

奶奶家族姓亞力山大，是俄羅斯貴族后裔。孩子們小的時候，家里常常能收到從河對岸郵過來的瓜子、糖和被面，這令他們如過節般歡喜。

大兒子徐福勝從小跟著奶奶長大，仍記得老太太喜歡穿蓬蓬裙，將他往裙子里一兜就可出門，方便得很。每次餐前，老太太都要在胸口劃十字禱告后再吃飯。

“后來我說奶奶你老整那玩意干啥呀，她就不再比劃了。”徐福勝今年50有余，跟他父親一樣，長著典型的俄羅斯臉孔，嗜酒，生性粗豪。

“蘇聯老太太”來中國時，還帶來一個兒子，后來取名叫徐維剛，村里人稱“傻大爺”，是如今村里僅存的、有純正俄羅斯血統的人。

蘇聯大清洗運動開始后，葛金麗娜把1歲多的徐維剛兜在裙子里，走過冰封的江面，流落到中國。當時，正趕上大批山東人闖關東，很快，葛金麗娜嫁給了一個姓徐的山東人，在中國安了家。

“傻大爺”嗜酒，愛唱歌，常常一個人自編詞曲，即興高歌，若讓他重唱一遍，他就懵了。

然而，文革時，因為沒有國籍，“傻大爺”卻反而因禍得福。

文革開始后，徐氏家族被打成“蘇修特務”的有7人：“傻大爺”、大哥徐維義、二哥徐維新、小弟徐維祥、大姐夫張運山、二姐徐桂賢和二姐夫王海豐。

只有“傻大爺”沒怎么吃苦頭。“只是拿繩子將他綁在樹上，沒怎么打他。”徐福勝回憶。

他的父親徐維義則被關進了牛馬棚達5個月。

當年，徐維義是村里的生產隊長。在徐福勝眼里，父親特別能干。閑暇時，常常上山打野味。“我家的伙食是村里開得最好的。我爸常問我們：想吃水獺嗎？想吃他就去打。”

打來的野味也可拿去賣錢。一只黃鼠狼是九塊二毛一。而在生產隊干一天活，最多也就10來個工分，只夠買支冰棍。

徐維義被關牛棚后，徐福勝負責給父親送飯。那時他13歲，讀小學五年級，每天早上4點起床，走三里地去送飯，一日三次，一路上充滿了對造反派的怨恨。

造反派們逼徐維義交代“蘇修特務”的罪行。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出，情急之下，為自己羅織了一條罪名——“上山搞資本主義”。

一次批斗時，造反派讓他彎下腰，雙手向上做“噴氣式”，長達7天7夜。“到第8天時，我眼珠都要瞪出來了，眼看就要行兇。我要是拿起小板凳一掄，打趴下三個兩個還不容易？造反派一看我都急了眼了，害怕了才讓我歇下來。”

說時，徐維義坐在窗邊，臉背著光，看不清表情。他如今已是村里最年長的一輩，頗得村里人尊敬。過去的許多事他已不愿多提。有時候在村里偶然遇到當年折磨他的造反派，他也會不咸不淡地打個招呼。

“蘇修情報員”之死

在村里的一個小賣部里，徐維義的大姐、張運山的妻子徐桂芝躺在炕上聽人聊天。她瘦小的、蒼老的身體蜷縮在那里，臉上木無表情，嘴角耷拉著，見有陌生人進來，立刻露出冷漠拒人的神情。

聽到記者與他人聊天，提及文革，她從炕上起身，一言未發地離開了。

“她本來話就不多，我公公文革中跳井死后，她的話就更少了。來了就往這兒一躺，不說話。”小賣部的掌柜、徐桂芝的大兒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徐桂芝的丈夫叫張運山，是文革后縣里唯一一個專門為之開了平反會的人。

在徐桂芝的二兒子張玉福的眼里，父親能干，有見識，人緣好。“每天家里總有南來北往的客人，母親炒菜，父親和他們喝酒。”

年輕的張運山是村里的民兵隊長。當時村與村、村與縣之間沒有公路，為人熱心、喜歡結交朋友的張運山自告奮勇承擔起給供銷社跑運輸的任務。他是個很有辦法的人，妻子生病時，他能把遜克縣唯一一臺北京吉普車借來，帶著妻子去醫院看病。

運動的風暴到來的時候，張運山第一個被卷了進來，罪名是“蘇修特務集團大頭目”。據1979年縣里給張運山平反的材料，他于1945至1947年給蘇軍當過情報員。村里老人們說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將一份日偽名單的情報送給了蘇聯紅軍。

“我父親被關在供銷社大院附近的一棟房子里，我每天給他送飯，但見不到他。我就整天騎自行車在那兒一圈一圈地轉，只想看看他。”張玉福回憶說。

張運山被關進牛棚后，每天晚上都有造反派來光顧張家，房前屋后，掘地三尺。“若是情報員，家里必定藏了電臺和坦克、槍支之類的武器吧，但是他們什么都沒找到。”張玉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最后全家人被驅逐到一間破舊的小房子里，里面只有一張炕。

“每天白天干活，晚上開二哥的批斗會。我就在臺下看著，我不想看都不行，必須得看。”張運山的妹妹張淑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提起文革，這個76歲的和善老太太就會不自覺地提高調門：“拿鞋底子、皮鞭、皮帶抽他，完了讓他爬回牛馬棚。我實在不忍心看，又幫不了他。”后來，張淑娟自己也被關進牛馬棚，落下嚴重的婦科病。

張玉福記得，父親被打后，托人帶話回來說口苦，想吃糖。母親將家里珍藏多年的一塊英國表賣了十幾塊錢，給父親買了糖塊。

張玉福對造反派恨得咬牙切齒。批斗會結束后，他埋伏在路邊，待造反派經過時，拿彈弓打他們，結果是自己被追打。

終于有一天，趁大家都去田里干活，只有一個年輕女造反派看著，張運山跳井身亡。

那是1968年8月，張玉福12歲。他一直認為父親個性剛強，之所以選擇以這種方式結束生命，是因為實在受不了了。

集體平反

其時，整個宏疆村30來戶人家，只有4戶屬于純正的中國人，其他都是中俄混血家族。最大的4個混血家族，即徐維義家、張運山家、徐英杰家和袁吉先家。這4個家族都沒能逃過這一劫。

徐英杰今年74歲，同徐維義一樣，是村里所剩無幾的第一代中俄混血兒。他記得，妻子張鳳云被關進牛馬棚時是夏天，天氣悶熱，整個村子也極沉悶。

“在路上碰見熟人都不敢聊天，小心又小心，生怕‘人在屋中坐，禍從天上來’。每天提心吊膽，不知哪天就被抓進去了。”徐英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妻子被抓時，小女兒才剛剛滿月，大女兒徐月娥每天抱著妹妹去牛馬棚，讓母親喂奶，再抱回來。

徐月娥印象深刻的是，牛馬棚里關了許多人，用木板隔開，像牲口一樣，互相不許講話。

1979年4月，縣里來了平反工作小組，落實政策。一份平反材料顯示，文革期間，百余人的上道干第二生產隊(包括宏疆村和上道干村)，有32人被打成蘇修特務，有12名社員被監督勞動。

張玉福告訴記者，只要家里有一人被打成蘇修特務，整個家庭就都被認為是蘇修特務家庭，因此，村里約70%的人戴著蘇修特務的帽子。

除了集體平反之外，工作組還專門為張運山召開了平反大會和追悼會。當著全村人的面，宣布：“張運山充當蘇修情報員的這段歷史早已清楚，不應作為政治歷史問題。”

追悼會前，平反工作小組的人怕張淑娟在會場鬧事，特地找到她，做她的思想工作。“我就說，不是說我家里藏了坦克嗎？你給我一個坦克鏡子，行嗎？”

被稀釋的俄羅斯血統

文革的風暴過后，村子變得沉默且自卑，村里人對自己的外貌變得敏感。他們尤其憎惡別人叫他們“二毛子”，在他們看來，這是對他們的最大侮辱，比罵他們的爹娘還嚴重。

他們迫切地想要改變自己的容貌，成為真正的中國人。唯一的辦法，是找漢人結婚，逐漸稀釋自己的俄羅斯血統。

“咱們這種血統的人，盡挨斗，再找這種血統的人，要是再來一個文化大革命怎么辦？”在飯桌上，老人苦口婆心教育下一代。

第二代中俄混血兒徐月娥是現任村婦女主任，也是縣人大代表。1990年代她去北京開會時，有人問她是哪里人，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為你既不是俄羅斯人，看上去也不像是中國人。”

張玉福當上了村里的生產隊長，娶了上海女知青為妻。組織上曾力勸他入黨，并許諾可替他寫好申請，只需他簽名。“但我沒同意，因為我父親的事情，我心里過不去這道坎。可我兒子就入黨了！”張玉福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語氣里不無驕傲。

張玉福的兒子考上了復旦大學，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如今，村里已經出現了第四代混血兒，大多數人的容貌已基本與漢人無異。雖然仍有俄羅斯血統的特征留存下來，但這不但不妨礙他們被認為是純粹的漢人，反倒是錦上添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