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的《奧克蘭論壇報》刊登了記者波德魯（John Boudreau）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蘋果（電腦公司）的現錢比美國政府多》。文章說，蘋果電腦公司的年齡比美利堅合眾國小200歲，但在銀行里的存款卻超過了今天的美國政府，足以讓這個政府無地自容。

據英國廣播公司7月29日的報道，美國財政部透露，政府在銀行里可以調動的存款是737億美元，而蘋果公司手頭的現錢卻有764億，比美國政府多出27億。

還有比財政短缺更令美國政府頭痛的，那就是美國的國債上限。如果美國政府到8月2日還無法提高目前為14.3兆的美國國債上限，那么就可能既無法按時簽署還債的支票，又面臨目前AAA信用等級的下跌。然而，就在美國政府愁眉苦臉之時，蘋果公司卻喜氣洋洋地報告，2011年上個季度，它的收入增加了82%，利潤增長更高達125%。

蘋果公司不斷以蓬勃的朝氣推陳出新，令人眩目地在全世界連續推出iPhone 和iPad。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卻在當今世界上最年長的民主制度中，一步一趨地按老規矩辦事。在納稅、舉債等問題上，政府除了按照一貫的民主程序，在國會中小心翼翼地尋找利益平衡，沒有其他辦法，而且也完全沒有要另辟蹊徑、抄暗道走捷徑的意思。安代勒（Rob Enderle）對此揶揄道：“蘋果公司做任何決策都不會錯，而美國政府做任何決策都不會對。”

蘋果公司的決策是一個公司的，而美國政府的決策則是一個國家的。一個公司的人員有自然的共同利益，那就是提高收入，增加利潤，錢掙得越多，大家的好處也就越多。只要能掙錢，公司的決策，就是對的，正確的。利潤是政策對錯、是非的唯一標準。

但一個國家卻不同，它的人民由不同的利益群體構成，他們的利益不僅不一致，而且還相互矛盾和沖突。許多事情，一些群體得益了，另一些群體則必然受損。美國國債上限激烈爭論和難以達成妥協，便是因為不同群體利益的矛盾和沖突極難調和，而不同利益的群體通過自己的議政代表，誰都對政府決策有爭取自己利益的發言權。

美國要減少國債，全體人民對此早有共識，并沒有人反對。但是，為減少國債是要增加稅收還是減縮開支，增加多少，削減多少，在這些具體問題上，不同利益集團之間便難以達成共識。富人反對政府以加稅來增加歲收，而窮人則反對政府以削減社會福利來減縮開支。公正是政府決策對錯、是非的唯一標準，但公正卻永遠是相對的。在民主政體中，政府的責任是兼顧不同利益、調和折衷，尋找妥協。政府不可能做出讓任何一部分人覺得是“完全正確”的決策。在這個意義上，確實可以說：美國政府做任何決策都不會全對。

但是美國人并不愿意看到他們的政府像一家公司那樣運作，哪怕是非常成功的公司。他們更不愿意看到國家變成一個由特殊利益集團成員獨家經營的集團公司。有研究者指出，在一個集團公司型的國家里，它的管理模式必然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統合機制（中央集權）和地方政府的相互競爭機制”。國家主席是這個公司的董事長、總理是社長（總經理），副總理和國務委員是執行董事，而最高領導核心則是這個股份制集團公司的董事會。每一個省（自治區）就是這個股份制集團公司的子公司，而每一個市就是這個集團公司的孫公司。市的首長作為這個“孫公司”的經營者經營城市，經營好的話，有機會成為子公司的社長（省長），而子公司經營者中的優秀分子則有望進入集團公司的董事會，成為更核心的人物。這種國家體制確實有利于強勢管理，甚至還有利于地方的發展。但是，同時也因為“強勢管理”而導致“企業內不民主”，“子、孫公司相互競爭，導致資源的浪費和這些‘社長’們的權利過于集中滋生出腐敗”。

政府鬧窮，公司有錢，并不一定就是政府的失敗。公司有錢，那是因為有了好的產品；政府有錢，那是因為收了過多的稅，提供了過少的社會福利和服務，取之于民超過了用之于民。國家不是公司，政府也不是老板，所以國家或政府并不是越有錢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