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是在長江中上游段建設的大型水利樞紐工程；三峽大壩位于三峽西陵峽內的宜昌市三斗坪。按照設計，水庫建成后蓄水位高達175米，庫區將長達667公里，回水位到達重慶，而且長江干流被由混凝土澆灌而成的一個巨大大壩攔腰截斷，這個大壩長2335米，底部寬115米，頂部寬40米，高度達185米；三峽建設者用了9年多，挖填了1.34億立方米的土石方，澆灌了2800萬立方米的混凝土，使用了59.3萬噸的鋼材才把大壩建成。

如果大壩蓄水至175米，從大壩往重慶望，660多公里原來充滿危險的水域將變成一條萬噸輪船也能航行的黃金水道，這是三峽工程鼓吹者一直為之自豪的三峽工程能帶來的好處之一：對長江航運的提高；同時這也是八十年代初重慶市政府為何堅持要向中央政府要求將大壩蓄水高程從150米提高到175米的原因。

但是六百公里的水位提高，使得沿途的縣市都要面臨淹沒的命運，而世代生活其中的人們也不得不接受成為新一批水庫移民的命運。在水庫未建設之前，水電部組織的第十次論證里（1989年）對移民的估計是淹沒19個縣區，直接移民人數為72.5萬，估算的動態移民數為113萬，但到了1991年10月份開始的調查，直接移民人數增長為84.75萬，淹沒的縣區為20個，動態移民數依然保持113萬；而實際上，到2006年，重慶市對移民的規劃就超過了120萬，淹沒的縣市也達到了26個，其中重慶占了22個，三建委則承認最終移民將達到140萬，遠遠超過了工程未上馬時的估計。

僅從移民人數看，三峽工程就已經是空前的大水利工程了，若再考慮到技術、環境等等方面的挑戰，完全可以說，這是一個巨大驚人的大壩，也是一個挑戰人們想象力的工程。

（鳥瞰三斗坪）

事實上，為什么這樣一個難度極大且存在極大爭議的工程會在那么長的時間里令那么多人如此熱衷？說起歷史來，和一些政治人物的參與及大膽設想有關。

最早對三峽工程的設想來自于孫中山，他在1919年的《建國方略》里第一次提到在長江干流上修大壩的構思；其后，尊他為國父的國民黨政府曾先后兩次嘗試建設三峽大壩，一次是在30年代，未曾動工，但做出了兩個低壩方案，第二次從44年美國墾務局設計總工程師JohnL.Savage的“薩凡奇計劃”開始，國民政府對長江三峽做了一系列的勘查，直到內戰失利后才終止。

不過，中國共產黨建國后依然繼續著手三峽工程的建設；按李銳的回憶，當時推動三峽工程上馬的主要是水利部門，水利部門修建三峽主要目的是想把長江的洪水用三峽工程形成的庫容裝一大盆起來從而達到防洪的目的；為了盡可能多裝些洪水，五十年代長江水利委員會提出的三峽工程方案是235米的蓄水高程，這個高度遠超過目前三峽工程，在這個高程下，大半個重慶都將被淹沒，移民數量也會超過200萬；當時，李銳所在的水電系統看法與水利部門不同，因此1956年兩方面的代表人物林一山與李銳發生了兩次公開辯論，一次是筆仗，一次是在毛澤東面前的公開辯論；而毛澤東最終支持了李銳的觀點，否定了立即上馬三峽工程的提議；但盡管如此，毛澤東對待三峽工程的態度依然是猶豫的，相反，周恩來對三峽工程的態度卻更為明確，按《夢之壩》作者劉繼明所整理的看法“自始至終，周恩來都是三峽工程的支持者和擁護者”，所以，在56年關于三峽工程的公開辯論后，周恩來繼續主持了一次三峽工程考察并在1958年3月28日的成都會議上通過了他對三峽工程考察后的所做的結論，那就是“三峽工程必須搞，而且也能夠搞”。

盡管到了六十年代，由于中共與蘇聯交惡、存在開戰的風險，因此毛澤東明確否定上馬三峽工程，但是，對三峽大壩的勘查也一直沒斷，直到1966年長辦還編制了《三峽水利樞紐設計簡要報告》，1967年長辦第一勘測大隊還編制了《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綜合工程地質勘察報告》。既然周恩來已經論證了三峽工程能夠搞，那么缺乏的無非是時機而已；更何況毛澤東還親自為三峽工程寫了一首詞，所以在文革的狂熱氣氛中，甚至連周恩來都在1970年有這樣激動的講話：“三峽工程是毛主席的偉大理想，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把它修建起來，否則對不起黨和毛主席！”

這是一個狂熱的理想：1970年，在三峽工程未能上馬的情況下，一個替代工程——葛洲壩工程就在毛澤東生日那天倉促上馬了。本來，按照設計，葛洲壩工程是三峽工程的反調節壩，應該在三峽工程完工后修建；提前上馬葛洲壩工程是瘋狂的想法，即使是林一山這樣的三峽工程主上派都不能同意，而且，葛洲壩的建設隊伍幾乎沒有專業人員，結果在開工兩年后不得不停工重新設計，直到1974年才重新開工，而且要到15年后的1989年才全部竣工，此時三峽工程的論證也都已接近尾聲了。

周恩來關于三峽工程的結論顯然影響了文革后的決策人：到1982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大又重提三峽工程，且很快形成了蓄水位150米、壩高165米的低壩方案；1983年，國家計委邀請了350多名專家對此方案進行論證并獲得了通過；之后，到1984年，國務院同意了三峽工程的可行性報告，并根據水電部提交的意見將方案改為“正常蓄水位150米，壩高175米”，也就是如果150米移民順利，就抬高蓄水位到160米。此時，三峽工程已經箭在弦上了，9月份，首批施工隊伍浩浩蕩蕩的開進大壩壩址開始前期工作。

直到1984年，關于三峽工程的反對聲音還是來自于中共體制內部。李銳依然保持著與五十年代一樣的觀點，反對上馬三峽工程，他先后在1979年、1984年上書中共中央闡述反對意見，與五十年代不同的是，這次他并未能打動中央決策人從而阻止三峽工程。不過，關于三峽大壩到底應該多高在體制內出現了不少不同意見，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意見來自于重慶市，重慶市政府于84年11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對長江三峽工程的一些看法和意見》，認為已定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僅止于涪陵、忠縣間１８０公里的河段內，重慶以下較長一段川江航道得不到改善，萬噸級船隊仍然不能直抵重慶，因此重慶市政府推薦185米壩頂、175米水位、第一期蓄水156米的“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的方案：這基本上也是后來1994年三峽工程正式開工時所采取的方案。

因為重慶的不同意見，1985年2月，國務院讓國家計委、科委對三峽工程水位重新進行論證；也是在這一年，三峽工程的反對派才真正開始形成；1985年4月份，不但李銳的《論三峽工程》一書出版，而且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在京召開時，167位政協委員就對三峽工程問題單獨或聯合提出十七件提案，建議緩上三峽工程。5月份，原民國時期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席、中國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門油礦的創建者、中國現代能源工業創辦人和奠基人之一、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政協經濟組組長的孫越崎老先生以92歲高齡帶領全國政協考察團對長江三峽作了一次為期38天的仔細考察，考察結果是三峽工程存在投資、防洪、泥沙淤積、航運、發電、移民、安全等七大問題，近期不能上。而且同年，另一位世界級的大物理學家，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周培源老先生也提出三峽工程的論證應當吸收不同意見的專家參與，廣開言路、集思廣益。到1986年，反對聲音繼續升溫；在全國政協六屆四次會議上，經濟學家千家駒直截了當的批評三峽工程是釣魚工程，同時指責國務院未經人大審議就通過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是違背民主化程序。

這些反對聲音使得當時的中共高層對三峽工程也有所動搖，他們于1986年6月發出《關于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將本已下達的興建三峽工程和籌備組建三峽省的成命收回，重新進行論證。但是，也正是在這個文件里，將論證工作的任務從國家計委與科委轉到水電部，由水電部負責對三峽工程重新進行論證。本來，在此之前，國家計委與科委受命負責重新論證三峽工程水位時已經在1985年9月與12月召開了兩次頗有影響的論證會，但是由于水電部負責人錢正英的不斷努力（包括與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的爭論），終于由水電部門獲得了三峽工程論證的領導權。

客觀的說，不管三峽工程是否合適上馬，國務院選擇讓一個積極推動三峽工程上馬的部門來主持三峽工程論證的做法是非常偏頗的。三峽工程是有全局性影響的大工程，應該由國家論證而不是部門論證。正如李銳所言，在國家計委與科委組織論證時還是比較客觀的，各種反對意見都能夠表達出來，而在水電部門論證時，“整個論證過程從人員組成到論證內容都反映出‘一言堂’的專制色彩”。這也是為什么盡管水電部門從1986年開始論證時組成了一個400多名專家分成了14個專家組的龐大隊伍卻依然受到各種詬病的原因。

既然包括黃萬里、李銳這樣的專家無法進入水電部的論證隊伍，他們也只能選擇繼續在社會上發言。1987年，在重重阻撓中，將三峽反對派意見集合而成的《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成功出版，并引發了巨大的輿論影響；但是，同樣是1987年，4月份時水電部主持的論證會第4次擴大會議依然通過了“蓄水位175米，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的初步方案；到1988年第9次擴大會議時，三峽工程就基本上為論證小組接受通過，結論是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墒牵�也就在同年，由周培源率領182名在京全國政協委員從武漢沿江視察長江三峽工程，這群老先生在視察過后，用了最緩和的方式向中共中央提出緩上三峽工程，但當時的輿論在大肆報道三峽論證工作基本通過的同時，卻很少提及全國政協的這一次調查結論。

由于水電部門組織論證的程序不民主，導致即使經過兩年多的辛苦工作，到1989年3月論證基本結束時，社會上關于三峽工程的爭議和分歧依然巨大；但是不幸的是，那些反對聲音很快因為由于各種政治壓力而逐漸消失。1989年初，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戴晴女士等主編的《長江長江》，通過將周培源、孫越崎、侯學煜等反上派的言論集合在一起的方式表達了對即將上馬三峽工程的抗議，之后不久，戴晴女士因89事件被捕，《長江長江》也被查封，并在貴州被焚燒3000余冊。而與《長江長江》幾乎同時，1989年3月份，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又一次出版了一本反對意見集——《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這本書在1989年全國兩會期間被大會秘書處拒收，最后由主編自費購買后一一送到代表手里，這本書的編者田方在89年特殊的氣氛中，還被三峽工程論證小組的兩位主管揭發，說他參與到戴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活動里；這一年的兩會，有徐采棟等272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上書，建議推遲三峽工程到21世紀，優先開發上游及其支流，全國政協也有300人次18個提案，對興建三峽工程提出不同意見，要求進一步論證。因為爭議巨大，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不得不表態說，五年內不會上馬三峽工程。

但即使是國務院領導這樣的公開表態也沒有能阻止主上派推動三峽工程上馬的步伐；在隨后王震與王任重的大力支持下，錢正英居然公開與姚依林唱反調，她在1991年政協會議期間答復記者時說：“三峽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很快，盡管反對聲依然不斷，1991年8月份，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通過了對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的審查意見。

剩下的就是等人大表決了。為此，主上派做了精心準備，從1991年10月到1992年3月，先后6個月，組織了20多批約計3500人到三峽考察，這些人歸來之后無不對三峽工程交口稱贊；而且全國各種報紙都開始輿論導向，在一片贊頌聲中迎來了1992年全國人大的表決。1992年3月20日，全國兩會正式召開，4月3日，會議對《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的決議案進行表決，結果是：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另有25人未按表決器。決議案獲得通過。從此，三峽工程建設開始正式拉開序幕。

(本文來源于《傳知行學術通訊》2011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