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4月21日發表題為《蓋洛普發現，中國民眾生活艱難》的文章，以下為主要內容：

騰飛的經濟，嶄新的基礎設施，不斷提升的國際地位 人們可能以為，中國民眾如今對生活相當滿意。一項新的蓋洛普民調顯示，事實并非如此。

蓋洛普民意調查所本周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度調查結果表明，只有12%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美滿”。多達71%的答問者說，他們生活艱難。17%的人說自己的生活苦不堪言。與此相比，只有38%的美國人說自己生活艱難，有多達59%的答問者認為自己生活美滿。即便考慮到中國房價失控和食品價格持續上漲的因素，仍無法理解為什么將近四分之三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艱難。更何況，美國去年的失業率達到兩位數，大多數美國人卻都還感覺不錯。

蓋洛普民調結果令人驚訝的另一個原因是，該結果與皮尤全球態度調查的結論截然相反，后者明顯發現中國民眾的生活態度更為樂觀。

在衡量生活滿意度時，皮尤和蓋洛普的民調都要求答問者給自己的生活打分，以0-10的分數測算當前和未來的生活質量。10分是最理想的生活。在皮尤中心的民調中，31%的中國人給當前生活打了高分(7-10分)，有74%的答問者說，他們估計未來的生活會非常幸福。

目前尚不完全清楚，為何這兩項民調所反映的中國截然不同。皮尤中心調查的中國民眾數量是蓋洛曾的三倍，因此樣本量可能是原因之一。另外，皮尤的調查對象過多鎖定了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普遍比農村居民富裕。蓋洛普民調顯示，中國并非唯一經濟快速發展但民眾心態悲觀的國家。只有17%的印度人和16%的越南人對生活比較滿意，都低于2l%的全球中位數水平。從總體來看，亞洲民眾打出的分數都略低于全球“美滿”類別的中位數水平。歐洲(25%)和美洲(42%)打出的分數則要高出許多。

如果想弄清地區間的樂觀程度差異從何而來，只需看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發現，生活滿意度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幾乎存在著必然聯系，而經濟增長其實對民眾的幸福感具有消極影響。

在分析經濟增長與生活滿意度的負面關系時，其他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是， 個人的幸福感由相對(而不是絕對)收入決定。這種觀點在經濟界存在爭議，但可以解釋中國的樂觀程度為何會低迷。在該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引發了社會緊張關系。

蓋洛普的調查并未觸及這個問題，但文化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中國的悲觀情緒。至少從19世紀開始，美國一直受“天定命運論”的樂觀理念驅動。具有漫長興衰史的中國則往往看重謙卑心，而且相對嚴格地控制預期。盡管共產黨引領中國經濟實現了創紀錄的繁榮，但仍然件堅稱終極目標是打造“小康社會”。這也是這種態度的體現。換言之，中國人可能喜歡使用“艱難”這個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