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2011年，80后群體，年齡介于22歲到31歲，成為未來十年的中國社會中堅力量也是必然的。被房子壓垮的0后大有人在，但是，自己埋頭奮斗，并且取得極大成績的80后并不鮮見。

  在我發的微博：“【上海樓市調控目標:漲幅低于GDP和人均收入增長 2011年度上海全市新建住房價格漲幅低于全市年度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水平，新建保障性住房面積高于商品住房面積，居民住房保障水平明顯提高。 】一線城市終于表態了。”之后，網友殷永寶在微博上留言: 好好努力吧，80后還是大有希望的，思維模式很重要，想法和行動才是未來！我是81年的，我為我出生的年代-深感慶幸！

  我回復道：“這是積極向上的，80后必然分化，這就是分化的基礎，抱怨沒有用，而且有副作用。這就是我在表達的真實意思，不醒的，打醒他。”一直以來，我在微博上的堅持罵人，主要針對的是這個人群。

  以上寫自于上海限價令出臺之后的三月底，當時的題目是《80后群體正在分化—你到底想加入哪個群體？》。
  我的同道董藩和我確實十分相合，看微博表達的意思：“當你40歲時，沒有4千萬身價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這是我對研究生的要求。培養其財富意識是我工作內容之一，當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著創造了很多GDP、稅收、就業崗位，社會貢獻大，也幫助了低收入者，并避免自己、家屬及親屬成為社會負擔。對高學歷者來說，貧窮意味著恥辱和失敗”。

  沒想到的是，簡單的一句話，會引起強烈的反響，這兩天也一直有人問我和董藩的弟子們，對教授的話如何感想？我說我是支持董教授的觀點的，連致富都不敢的經濟學專業學生確實是我們國家的精品。

  對于這段微博的質疑，董藩教授有了新的回復：“董藩關于四千萬的聲明:1.那僅是對我學生講的勵志的話,他們基本都進商界.2.等學生四十歲時四千萬估計只相當于今天幾百萬.3.我可接受自己不富有但不能容忍學生貧困.4.我學生素質較高但仍需鞭策.5.我的財富觀是富不傲窮貧不妒富6祝天下愛錢人都發財,共同富裕。”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

  董藩沒錯，是我們社會傳達的仇富觀出現了很大的社會問題。財富可恥嗎？不可恥，特別是中國已經擺脫了原始的財富積累過程，中國大量的新富豪來自于知本的積累，來自于選擇的正確。那么我們還要念念不忘計劃經濟轉型之初的原始積累，還有多少道理？并非是只有中國一個國度原始積累有各種不規范的行為，最初的中國萬元戶，幾乎都產生于被迫下崗的工人與最先覺醒的農民企業家。他們并不可恥，而是時代賦予他們的致富權利。

  第二代的致富者確實可能來自于第一代的艱苦創業，但是我們又怎么看待富二代呢？我們總結為“羨慕嫉妒恨”。在去年的11月6日，我們受浙江省委的邀請考察浙江中小經濟之后我的感悟：《陳寶存：浙商的創富故事告訴我們80后依靠保障是可恥的》一文中，我是這樣質疑的：

  “對于記憶尤新的臺州路橋區杰克控股集團阮總的眼淚我感到有很多話要說。奇跡對于靠釘鞋起家的阮氏三兄弟而言要付出多少辛苦？要丟失多少人間快樂？在我們同行的博友關于富二代的提問中，阮總的滂沱淚水無法克制。富二代，我們過于程式化，過于妖魔化的記述，對于創業期失去天倫之樂的阮總們實在是不堪回首的記憶。富一代們究竟給了富二代們什么，這是值得探討的。至少阮總的女兒，對于父親是記恨的。富二代們真的只看到了金錢嗎？不是，他們要的是父母的長相廝守，為了親情，很多富二代們不惜放棄財富。

  當時我說了一段話：“我們不必苛求富一代們。他們的創富故事僅僅開始了三十年，而中國歷史上，有著名的晉商，已經完美的解決了富不過三代的矯情。只是過于動蕩的中國近現代史，使得經濟生活被完全割裂，才有我們對于富二代的擔心。讓時間解決問題吧！

  對于市場經濟推進的30年產生的貧富分化問題，我們不能理解是不對的。讓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不是繼續搞平均主義大鍋飯體制，這是歷史形成的格局。當前對于上世紀70年代的真實情況，記述的較少，造成了80、90后群體對上述時期歷史的錯誤理解。比如福利分房的概念，他們的理解與上世紀70年代的實際有巨大差距。

  我們現在很多情緒化的解讀，認為富二代的產生也是不公正的社會現象。我不知道這種思維是怎么產生的，但是我認為這種平均主義思潮實在是十分危險的。

  在很多場合我都在說：你可以不是富二代，但是通過你的努力，讓你的兒女成為富二代才是你要追求的。這是誅心之論。對財富都沒有信心的80、90后，實在不會有美好的前途。

  學習浙商，不是學習他們的釘鞋搖著貨郎鼓賣瓜子的經歷，而是學習他們的精神。我們現在的所謂蟻族群體，與改革開放之初走遍大江南北的浙江人相比，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浙江村現象的產生是自發的，對于浙江村的表述，我們有很深的記憶。第一代浙江村村民，成為富一代的有多少不得而知，但是浙江經濟的崛起絕不僅僅在浙江本土，而是遍及祖國各地。

  我知道的是，即使是山西的煤老板，也有很多浙江籍的，浙商，在改革開放的前述32年，應該是最大的獲益群體，他們沒有靠著國家的救濟國家的保障，所以他們才走的更好。

  反觀我們目前的年輕人，有多少想過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更多的嬌生慣養出來的溫室花朵，想的是活要輕錢要多。但是，除非自己創業成功，企業是不養爺的。當然也不會有白得的保障給他們，也不能讓這種情緒發揚光大。

  我反對保障房的擴大化，原因當然不單單是土地問題，而是激勵機制。面向中年失業人群還可以理解，保障房面向正在努力創富過程的年輕白領就不能理解了。沒有重壓的年輕人，很難成大器。我們缺乏挫折教育的體制，造成了80后的集體不幸福，當然他們的父母責任最大，那么，社會要給他們補上這個大課。這對于未來20年注定走上歷史前臺的他們至關重要。”

  那篇文章我最終結束語：拿市場的工資，要福利保障的80后是可恥的。

  更多的年輕人對自己的財富積累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在被一套房壓死，被婚姻的彩禮壓死。對官二代的仇恨，對富二代的仇視。誠然，官二代的財富積累是有問題的，這不單單是體制問題，而是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大的問題。特別是我們選擇了市場經濟改革的倒退，我們熱衷于調控，熱衷于權力尋租，使得公務員成為年輕人熱捧的工作對象，這是我們文化傳承的糟粕起了決定性作用。

  我們并非法制完善的國家，原因在于國人整體對法制、對規則的蔑視。即使有正常的途徑解決問題，我們也試圖追求非正常途徑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才是腐敗的根源。所以，我們的腐敗成為專家眼里的潤滑劑。但是，這應該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特點，而改革開放的32年，我們已經產生了大量的靠知識致富的一群人。他們才是董藩教授的經濟學類碩士博士博士后學習的對象。

  我經常說的一句話：選擇比努力重要千萬倍。我經常舉例說明：08年信任志強董藩朱大鳴和我的話買房的，財富增值了三倍；聽了謝國忠易憲容牛刀時寒冰曹建海的話不買房的，你手中財富縮水了三分之二。那么，你怨誰？你的貧窮是你選擇的錯誤造成的。

  我相信的是，董藩教授與我們大學講臺上的所有教授一樣，教給自己學生的恰恰應該是知本經濟的致富經。但是，“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離開校園之后的打拼才是你致富的關鍵。我相信，董藩教授有了財富之后，也會資助那么貧困學生，但是，過了40歲還十分貧困的經濟學類專業的博士和博士后，應該不敢見董藩教授的面。

  當然，好在我不是董教授的學生，所以我可以站著說話，但是站久了也真的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