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2011年，80后群體，年齡介于22歲到31歲，成為未來十年的中國社會中堅力量也是必然的。被房子壓垮的0后大有人在，但是，自己埋頭奮斗，并且取得極大成績的80后并不鮮見。

  在我發(fā)的微博：“【上海樓市調控目標:漲幅低于GDP和人均收入增長 2011年度上海全市新建住房價格漲幅低于全市年度生產總值和城鄉(xiāng)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水平，新建保障性住房面積高于商品住房面積，居民住房保障水平明顯提高。 】一線城市終于表態(tài)了。”之后，網(wǎng)友殷永寶在微博上留言: 好好努力吧，80后還是大有希望的，思維模式很重要，想法和行動才是未來！我是81年的，我為我出生的年代-深感慶幸！

  我回復道：“這是積極向上的，80后必然分化，這就是分化的基礎，抱怨沒有用，而且有副作用。這就是我在表達的真實意思，不醒的，打醒他。”一直以來，我在微博上的堅持罵人，主要針對的是這個人群。

  以上寫自于上海限價令出臺之后的三月底，當時的題目是《80后群體正在分化—你到底想加入哪個群體？》。
  我的同道董藩和我確實十分相合，看微博表達的意思：“當你40歲時，沒有4千萬身價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這是我對研究生的要求。培養(yǎng)其財富意識是我工作內容之一，當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著創(chuàng)造了很多GDP、稅收、就業(yè)崗位，社會貢獻大，也幫助了低收入者，并避免自己、家屬及親屬成為社會負擔。對高學歷者來說，貧窮意味著恥辱和失敗”。

  沒想到的是，簡單的一句話，會引起強烈的反響，這兩天也一直有人問我和董藩的弟子們，對教授的話如何感想？我說我是支持董教授的觀點的，連致富都不敢的經(jīng)濟學專業(yè)學生確實是我們國家的精品。

  對于這段微博的質疑，董藩教授有了新的回復：“董藩關于四千萬的聲明:1.那僅是對我學生講的勵志的話,他們基本都進商界.2.等學生四十歲時四千萬估計只相當于今天幾百萬.3.我可接受自己不富有但不能容忍學生貧困.4.我學生素質較高但仍需鞭策.5.我的財富觀是富不傲窮貧不妒富6祝天下愛錢人都發(fā)財,共同富裕。”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

  董藩沒錯，是我們社會傳達的仇富觀出現(xiàn)了很大的社會問題。財富可恥嗎？不可恥，特別是中國已經(jīng)擺脫了原始的財富積累過程，中國大量的新富豪來自于知本的積累，來自于選擇的正確。那么我們還要念念不忘計劃經(jīng)濟轉型之初的原始積累，還有多少道理？并非是只有中國一個國度原始積累有各種不規(guī)范的行為，最初的中國萬元戶，幾乎都產生于被迫下崗的工人與最先覺醒的農民企業(yè)家。他們并不可恥，而是時代賦予他們的致富權利。

  第二代的致富者確實可能來自于第一代的艱苦創(chuàng)業(yè)，但是我們又怎么看待富二代呢？我們總結為“羨慕嫉妒恨”。在去年的11月6日，我們受浙江省委的邀請考察浙江中小經(jīng)濟之后我的感悟：《陳寶存：浙商的創(chuàng)富故事告訴我們80后依靠保障是可恥的》一文中，我是這樣質疑的：

  “對于記憶尤新的臺州路橋區(qū)杰克控股集團阮總的眼淚我感到有很多話要說。奇跡對于靠釘鞋起家的阮氏三兄弟而言要付出多少辛苦？要丟失多少人間快樂？在我們同行的博友關于富二代的提問中，阮總的滂沱淚水無法克制。富二代，我們過于程式化，過于妖魔化的記述，對于創(chuàng)業(yè)期失去天倫之樂的阮總們實在是不堪回首的記憶。富一代們究竟給了富二代們什么，這是值得探討的。至少阮總的女兒，對于父親是記恨的。富二代們真的只看到了金錢嗎？不是，他們要的是父母的長相廝守，為了親情，很多富二代們不惜放棄財富。

  當時我說了一段話：“我們不必苛求富一代們。他們的創(chuàng)富故事僅僅開始了三十年，而中國歷史上，有著名的晉商，已經(jīng)完美的解決了富不過三代的矯情。只是過于動蕩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使得經(jīng)濟生活被完全割裂，才有我們對于富二代的擔心。讓時間解決問題吧！

  對于市場經(jīng)濟推進的30年產生的貧富分化問題，我們不能理解是不對的。讓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不是繼續(xù)搞平均主義大鍋飯體制，這是歷史形成的格局。當前對于上世紀70年代的真實情況，記述的較少，造成了80、90后群體對上述時期歷史的錯誤理解。比如福利分房的概念，他們的理解與上世紀70年代的實際有巨大差距。

  我們現(xiàn)在很多情緒化的解讀，認為富二代的產生也是不公正的社會現(xiàn)象。我不知道這種思維是怎么產生的，但是我認為這種平均主義思潮實在是十分危險的。

  在很多場合我都在說：你可以不是富二代，但是通過你的努力，讓你的兒女成為富二代才是你要追求的。這是誅心之論。對財富都沒有信心的80、90后，實在不會有美好的前途。

  學習浙商，不是學習他們的釘鞋搖著貨郎鼓賣瓜子的經(jīng)歷，而是學習他們的精神。我們現(xiàn)在的所謂蟻族群體，與改革開放之初走遍大江南北的浙江人相比，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浙江村現(xiàn)象的產生是自發(fā)的，對于浙江村的表述，我們有很深的記憶。第一代浙江村村民，成為富一代的有多少不得而知，但是浙江經(jīng)濟的崛起絕不僅僅在浙江本土，而是遍及祖國各地。

  我知道的是，即使是山西的煤老板，也有很多浙江籍的，浙商，在改革開放的前述32年，應該是最大的獲益群體，他們沒有靠著國家的救濟國家的保障，所以他們才走的更好。

  反觀我們目前的年輕人，有多少想過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更多的嬌生慣養(yǎng)出來的溫室花朵，想的是活要輕錢要多。但是，除非自己創(chuàng)業(yè)成功，企業(yè)是不養(yǎng)爺?shù)摹．斎灰膊粫�有白得的保障給他們，也不能讓這種情緒發(fā)揚光大。

  我反對保障房的擴大化，原因當然不單單是土地問題，而是激勵機制。面向中年失業(yè)人群還可以理解，保障房面向正在努力創(chuàng)富過程的年輕白領就不能理解了。沒有重壓的年輕人，很難成大器。我們缺乏挫折教育的體制，造成了80后的集體不幸福，當然他們的父母責任最大，那么，社會要給他們補上這個大課。這對于未來20年注定走上歷史前臺的他們至關重要。”

  那篇文章我最終結束語：拿市場的工資，要福利保障的80后是可恥的。

  更多的年輕人對自己的財富積累是沒有信心的，表現(xiàn)在被一套房壓死，被婚姻的彩禮壓死。對官二代的仇恨，對富二代的仇視。誠然，官二代的財富積累是有問題的，這不單單是體制問題，而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很大的問題。特別是我們選擇了市場經(jīng)濟改革的倒退，我們熱衷于調控，熱衷于權力尋租，使得公務員成為年輕人熱捧的工作對象，這是我們文化傳承的糟粕起了決定性作用。

  我們并非法制完善的國家，原因在于國人整體對法制、對規(guī)則的蔑視。即使有正常的途徑解決問題，我們也試圖追求非正常途徑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才是腐敗的根源。所以，我們的腐敗成為專家眼里的潤滑劑。但是，這應該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特點，而改革開放的32年，我們已經(jīng)產生了大量的靠知識致富的一群人。他們才是董藩教授的經(jīng)濟學類碩士博士博士后學習的對象。

  我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選擇比努力重要千萬倍。我經(jīng)常舉例說明：08年信任志強董藩朱大鳴和我的話買房的，財富增值了三倍；聽了謝國忠易憲容牛刀時寒冰曹建海的話不買房的，你手中財富縮水了三分之二。那么，你怨誰？你的貧窮是你選擇的錯誤造成的。

  我相信的是，董藩教授與我們大學講臺上的所有教授一樣，教給自己學生的恰恰應該是知本經(jīng)濟的致富經(jīng)。但是，“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離開校園之后的打拼才是你致富的關鍵。我相信，董藩教授有了財富之后，也會資助那么貧困學生，但是，過了40歲還十分貧困的經(jīng)濟學類專業(yè)的博士和博士后，應該不敢見董藩教授的面。

  當然，好在我不是董教授的學生，所以我可以站著說話，但是站久了也真的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