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為什么，凌晨偶爾會醒來，偶爾還會胡思亂想。有一天，腦子里突然想到這樣一個題目。

“趣 味” 

忽然想到這題目，不過是想起了魯迅自己說的一段話：“我從前也很想做皇帝，后來在北京去看到宮殿的房子都是一個刻板的格式，覺得無聊極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許多朋友有趣的談天，熱烈的討論。做了皇帝，口出一聲，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絕聲的Yes，Yes，那有什么趣味？但是還有人做皇帝，因為他和外界隔絕，不知外面還有世界！”不喜歡“臣民”對自己“下跪”，在自己面前唯唯諾諾，覺得了無“趣味”，這不就是一種做人的心性嗎？

魯迅是講“趣味”的。這很受了一陣奚落與批判，那結論就是“有閑”，就是“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資產階級”。魯迅和常人的確是很不一樣的，他說：“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于上帝似的銖兩悉稱。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并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于我的敵人。還有，有些下賤東西，每以穢物擲人，以為人必不屑較，一計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樣地擲過去，要是他擲來。”而且說到做到。這回，就索性把它用作自己雜文集子的書名，曰《三閑集》。就在這個集子里，有一篇《“醉眼”中的朦朧》，魯迅預感到一種恐懼：“所怕的只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謹按——就是現在通稱的列寧）一般，居然‘獲得大眾’（又謹按——就是奪得政權）；那么，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里，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魯迅的預見并不錯。幸虧他死得早，如果熬得久，活到“反右”的時候，不是有明示：要么自己閉嘴；要么坐班房嗎！據說，民主的第一條，是老百姓免去了恐懼的自由。是耶，非耶？

魯迅之所以這樣被“有閑”，根子在他講“趣味”。魯迅的“趣味”是什么呢？他說的是：“做人的趣味在和許多朋友有趣的談天，熱烈的討論。”

“有趣的談天，熱烈的討論”，專制乎？民主乎？激進乎？平和乎？極左乎？極右乎？天知道。

“獸 性”
 

又要“不過”了。不過，魯迅是遭遇過皇帝的。先是身不由己，誕生于清朝光緒七年。生下來就頭上頂著皇帝。光緒皇帝和“太上皇”老佛爺同一天駕崩，頭上又頂著個三歲小兒的皇帝。好不容易革命了，又遭遇袁世凱稱帝。袁世凱稱帝失敗，還是不行。魯迅浩然長嘆：“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這還不打緊，投身新文學，文學也革命了，可到了“革命文學”了，又遭遇“皇帝”。用魯迅的話說是這樣的：“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于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為‘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后來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至于‘貳臣’之說，卻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于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于腹誹，‘臣罪當誅兮天皇圣明’，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但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魯迅認為“臣罪當誅兮天皇圣明”式認罪者，是“理想的奴才”。他不干。于是又用來做他雜文集子的書名《二心集》，以示反撥之意。

最后，1936年8月，距逝世兩個月，可謂“死到臨頭”時，魯迅還擺脫不了“皇帝”。他憤怒了，說：“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壇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讀、寫，卻罵上門來，大有抄家之意。”

魯迅就是這樣，頂著皇帝出生，碰上“皇帝”而終。嗚呼哀哉。

我想，魯迅不想做皇帝，還在于他成長為一個真正的“人”，盡量洗滌了兒時所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化，盡量洗滌了“獸性”的“人”，多了一點“理想的人性”的“人”。因為他揭露過：“古時候，秦始皇帝很闊氣，劉邦和項羽都看見了；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羽說，‘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說的‘如此’……何謂‘如此’？說起來話長；簡單地說，便只是純粹獸性方面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罷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卻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還被這理想支配著。”這是不錯的，事實正是這樣。

“沙 皇”
 

又是魯迅揭露的：“近來的讀書人，常常嘆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于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于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愿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那么，中國就沒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統治者。人們又常常說：‘升官發財。’其實這兩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為要發財，升官不過是一種發財的門徑。所以官僚雖然依靠朝廷，卻并不忠于朝廷，吏役雖然依靠衙署，卻并不愛護衙署，頭領下一個清廉的命令，小嘍羅是決不聽的，對付的方法有‘蒙蔽’。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有些人譯俄皇為‘沙皇’，移贈此輩，倒是極確切的尊號。財何從來？是從小民身上刮下來的。小民倘能團結，發財就煩難，那么，當然應該想盡方法，使他們變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國就成為‘一盤散沙’了。”縱看歷史，橫看社會，難道不是這樣嗎？

我又想，不管教授學者怎樣對魯迅評頭品足，說三道四，嘮叨沒完，魯迅畢竟不同凡俗。魯迅出身奴隸，終身掙扎、奮斗，希望打碎奴隸的枷鎖，雖然沒有成功，個人的社會地位、名望、金錢，在普通人心里還是有一點的。他出喪的時候，沒有組織，沒有號召，且遭當局掌控、壓制，在上海這樣商業氣息彌漫、小市民成群的“現代”城市，還是萬人空巷、浩浩蕩蕩地送別他。但是魯迅自己個人好起來，卻不忘奴隸出身，不忘奴隸身受的苦痛，還是堅持為奴隸的解放焦唇敝舌，寫作到臨終前一日。這是偉大的。這奧秘也是魯迅揭示了的：“從生活窘迫過來的人，一到了有錢，容易變成兩種情形：一種是理想世界，替處同一境遇的人著想，便成為人道主義；一種是什么都是自己掙起來，從前的遭遇，使他覺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為個人主義。我們中國大概是變成個人主義者多。主張人道主義的，要想替窮人想想法子，改變改變現狀，在政治家眼里，倒還不如個人主義的好；所以人道主義者和政治家就有沖突。”

兩千多年了，有一位古人就說過：“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君子，相當于今天的“精英”吧？這痼疾似乎還沒治好。豈止是沒好，恐怕更加盛大起來了——因為是弘揚傳統當令的時代了。

魯迅不想做皇帝。可以算是一個正經題目吧？

（作者系文史學者、魯迅研究專家）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1年第1期，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