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一座總高為9.5米的孔子青銅雕像在國家博物館前落成，雕像正對東長安街，孔子雕像雙手合于胸前，目視遠方，身體左側佩戴有一把寶劍。

天安門廣場旁邊、歷史博物館北門樹立了一尊面向長安街、天安門的孔子雕像。此事很自然地引起人們對孔子的關注，以及爭議。

毫無疑問，只要是中國人，只要上過小學，都認識孔子。但孔子是什么樣的人？人們的看法恐怕高度分歧：

上了年紀、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很可能以為，孔子是鼓吹復辟奴隸制的反動分子。

知識女性聽到孔子，可能馬上聯想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會覺得他是個令人厭惡的男權主義者。

關心自由的人士聽到孔子，很可能聯想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會認為孔子鼓吹等級制和專制。

熱愛市場的人士馬上會聯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會認為孔子鼓吹平均主義，據說中國的平均主義觀念和制度源遠流長。

在過去十年中接受教育的年輕人很可能客氣地認為，孔子是一個思想家、教育家，好像他鼓吹“和諧”，但他離這個時代似乎過于遙遠而無干了。

我不敢說各位的聯想、想象不正確，我也曾有過上面某些看法。但這些年來研讀《論語》、研究西周、春秋歷史后，我形成了新認識。一幅全新的孔子形象逐漸浮現，這形象讓我本人也大吃一驚。且容我向各位描述這位你也許非常陌生、從來不會想象到的孔子。

先理解封建制

欲理解孔子，必須正確地理解封建制。因為，孔子就生活在封建制開始松動的時代，而孔子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堅守封建的理念，并將其予以轉換提升。

你肯定覺得奇怪。是的，理解孔子的前提就是忘掉你從課本中學到的“封建社會”概念。這也許是人類學術史上最離奇的一個概念。20世紀的理論家們所講的封建社會，恰恰是古人所講的封建的對立面。今人所講的封建社會，恰恰出現在古人所講的封建制崩潰之后，也即戰國、秦。事情很明顯：古人和今人中間，必有一個在撒謊。我當然相信古人，古人有什么理由欺騙兩三千年后的我們？

古人早就說了，戰國以后是郡縣制，西周、春秋是封建制。查閱《尚書》、《詩經》、《春秋》三傳燈文獻，周人自己就是這樣說的。

把封建定位在正確的時間坐標上后，我們就可以正確地理解封建了。這個事情太復雜，讓我簡單地概括我的研究結論：封建制借助一種最簡單的人際關系單元組織了一個高度復雜、具有偉大的擴展能力的社會治理體系。

設想兩個自由人面對面站著，一個人俯下身來對另一個人說，我把我的人身交給你，全心服事你。是為臣。另一個人說，我接受你，也保護你，我賜給你一塊土地作為你的報酬。是為君。周人把這個過程稱為“策名委質”，如果是周王封建諸侯則叫“策命”。由此，這兩人訂立契約，形成君-臣關系。

這就是封建的基本治理單元。除了最高的君——周王，和最底層的庶民，所有人同時是君和臣。舉例來說，諸侯是周王之臣，又是大夫們的君。所有這些人都是通過契約方式相互建立起君臣關系的。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孔子周游列國的涵義。孔子先祖是宋國的大夫，遭遇內亂，流亡魯國。孔子雖生活于魯國，但只要魯侯未封賜他為大夫或委他以公室官職，他與魯侯根本沒有關系。那個時候沒有什么“愛國主義”，孔子之所以愿意定居魯國，也許僅僅因為，周王室已經衰落，“周禮盡在魯”。其實，孔子是自由人，他可以與任何諸侯通過訂立契約，建立君臣關系。

封建君臣關系是自由人間訂立的契約，這一點也決定了，君臣二人的權利-義務當然是不均等的，卻是相互的。臣對君有義務，但君對臣也有義務。雙方的權利-義務相互依賴。任何一方不履行對對方的義務，另一方可解除契約，甚至起而反抗。這被視為后者的一種權利。

在封建制下，所有人通過君臣契約聯結起來，兩個人可以擴展為“天下”，并可以無限擴展，包容看得見的所有人。在這個封建的天下，沒有行政，沒有政治，因而沒有后世所崇拜的權力；在這里沒有常備軍，也沒有稅收。太不可思議了？但請相信我，我在這里說的每句話，都已有幾萬字的論證作依據。

美國一位史學家湯普遜曾說：“封建制度可能是人們的頭腦所能想出的最合適的政體。”我同意這句話。中國歷史上，建立了經典封建制的姬周王朝，持續800年，為時最久。這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封建制的精妙。而第一個現代憲政國家——英格蘭的憲政制度，正是封建治理之道實現新生轉換的結果。

復禮為什么

孔子的歷史意義，也正在于，在王權專制即將降臨華夏大地的時候，堅持封建的美好原則。孔子所設想的通往優良治理秩序的方案是“復禮”，也就是復封建。

一提到禮，有人馬上想到吃人的禮教。但這個才是吃人的謊言。周代沒有今天人們熟悉的法律，維系社會秩序的就是禮。這樣的禮治也許是人類所能設想的最好的規則之治。

禮是什么？禮就是西人所說的法（law）。請注意，不是律。它們不是某個至高無上的人一次性制定出來的，而是在漫長歷史過程中、透過實踐自發形成的。其主要來源有二：第一，普遍的社會習慣，這也就是孔子說的“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的含義。第二，周的歷代先王在封建諸侯時所發布的策命書和其他文誥，比如《尚書》所收的文獻，被后人視為具有永恒約束力的先例，并且也轉化成為習慣。

總之，禮就是習慣法。因此，禮就像空氣，無所不在。自由人間的君臣關系主要靠禮來界定和維持。至關重要的是，禮制規則是客觀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受它的約束，包括君。盡管君臣的權利是不均等的，禮卻平等地約束君臣。

也因此，禮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禮為君對臣可以行使的權利劃定一個界限，從而劃出一片屬于臣的自由空間。雙方都可以根據禮向對方主張自己的權利，并自行尋找救濟。其他人也可以依據禮向那些遭受損害者提供救濟，懲罰侵害者。

如此禮治秩序類似于歐洲封建時代的法治秩序，而這正是現代法治的源頭。孔子之主張復禮，要旨就是恢復保持封建的自由。

這里涉及禮與刑的關系。法家所謂的法主要是國王用來打擊犯罪活動的刑律，這種刑律完全可能變成君主維持專制的工具。秦始皇果然以刑律進行嚴酷統治。禮卻是整個共同體的財產，任何人都控制不了。孔子主張復禮，就是維持這種不受君主意志控制的習慣法之治。秦以后中國社會還保持了一些活力，就是因為，普通人民的生活主要不是由刑律，而是由人民中間自發形成的習慣法調整的。

有人也把儒家的治國思想說成“以德治國”，并據此排斥法治。但這顯然是望文生義之說。禮絕不僅僅是道德規范，而是范圍廣泛得多的客觀的規則體系。春秋時代、包括孔子所說的德，也絕不僅指道德。孔子時代最重要的德行是“忠”、“信”，忠者，忠于契約所規定的義務，信者，信守契約。德不是簡單地要人修身養性，而是要求各方，包括君，遵守契約和客觀的規則。這樣的德治，其實就是禮治，也就是客觀的法治。孔子的“以身作則”也不過是說，君遵守規則，不破壞規則，臣也就會遵守規則，忠于職守。

君君臣臣的真義

與復封建相關，孔子主張“正名”，也就是讓很多現代人不滿的“君君臣臣”云云。關于這一點，《論語·八佾篇》中孔子說過一句意思更為清楚的話：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對封建君臣關系的性質最為精準的概括。

孔子所說的“禮”是習慣法，它明確規定了臣對君的義務，也明確了這一義務的限度。君只能在此限度內要求臣。歸根結底，這里的“忠”，不是忠于君本人，而是忠于契約所規定的義務。

一旦君對臣的命令超出了禮所劃定的合宜性之范圍，臣就可以拒絕履行。孔子這句話后面其實還有一句潛臺詞：“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如果君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強行對臣主張某種權利，臣完全可以拒絕。如果君侵害臣，臣完全可以拿起武器反抗。

孔子的言外之意，孟子后來十分清楚地說了出來：“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這樣的君沒有履行君的職守，也就喪失了君的名分。人民推翻桀、紂，乃是“誅一夫”，人民是按照禮制處死踐踏了與人民訂立契約的那個人。

因此，按照封建原則，領主怎么樣對待封臣，封臣就可以怎么樣對待領主。封建君臣關系的這一基本倫理恐怕正是孔子所樹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儒家根本原則的社會背景。孔子將理想的封建君臣關系予以抽象化、普遍化，確立為處理所有人際關系的一般性倫理原則。

因此，君君臣臣的涵義與今人所誤解的正好相反，它強調：君與臣民之間是契約關系，而非命令-服從關系。如果君對臣民提出契約之外的要求，臣民可以拒絕；如果君侵害了臣民的權益，臣民可以反抗。這種反抗必然會得到上天的支持，因為“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是儒家天道主義信仰的根本要旨。因此，儒家既是保守的，但也具有革命傾向。

打開平等之門

作為孔子最重要思想貢獻的仁，也與封建的君臣關系有一定關系，但孔子對其作了平等主義的超越。

封建君臣雙方的權利-義務是相互的，彼此都把對方當成自由而有尊嚴的人來看待，相互以禮相待，尊重對方的權利，履行對對方的義務。而《中庸》所記孔子的一句話最為精練地呈現了“仁”的內涵：“仁者，人也。”漢代大儒鄭玄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也即，人相互把對方當成人對待。

由此也立刻可以看出，孔子突破了特定的君臣關系，而從“人”的角度討論“以人意相存問”。孔子希望所有人對待所有人都以對方是跟自己一樣的人那樣。經由這樣的轉換，平等之門被孔子打開了。

阿克頓爵士說過，封建制是自由的，但有一個與生俱來的缺陷：等級制。孔子堅持復禮，也即堅守封建的自由。但他也意識到禮制的等級性，病注意到有人利用強勢地位強制他人。因而，孔子同時提出仁的理念，把所有人置于一般的人的地位，從而，自由的人也獲得了普遍的平等。

孔子的思想結構類似于17世紀初的英格蘭普通法法律家，他們對大憲章所確立的封建的自由進行闡釋，把作為貴族之特權的自由，變成了所有人均可平等享有的自由。當然，人們立刻會提出兩句話，證明孔子或者儒家堅持等級制。

首先是《論語》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通常標點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當然是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實，這句話應標點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郭店楚簡《尊德義篇》中幾句話正好為此做了注解：“尊德義，明乎民倫，可以為君”。“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凡動民必順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民自有其意，意愿和意志，君必須秉持民意而行。如果君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民，強民所難，成為人民的敵人。所謂“知之”，就是教養之。這與《論語》重“教”、重“學”的精神相一致。

證明孔子主張等級制的另一依據是《禮記曲禮》中的一句話：“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禮儀是繁瑣的，也需要各種物品。庶人花費不起，所以不能要求庶人履行這些禮儀。至于刑不上大夫，意思只是說，對大夫不能僅靠刑罰來治理，首先應當以禮儀約束他們。而一旦他們違禮，也照樣予以懲罰，古史清清楚楚地記載貴族被流放、被關押、被判處死刑的事情。

由此可以看出，說孔子愚民、歧視，均源于對孔子的話語斷章取義，而罔顧孔子思想的基本結構。仁和禮是孔子觀念的核心，仁的根本含義是人人平等相待，孔子也在實踐這一點，這就是“有教無類”。

自由學術的創造者

人們常常說，孔子讓學術流入民間。其實，在孔子之前沒有專業的學術。

封建時代的君子都是通才，拿起劍戟可以打仗，放下武器可以管理領地，還可以在聚會場合吟詩賦樂。那個時代已經有了周易、詩、書等經書，但沒有人想到從事學術活動。上古的文獻構成禮法，它們是貴族的生活本身，而不是研究的對象。

因緣際會，孔子創造了學術。孔子一直尋找參與封建治理的機會，最終學術成為他的志業。孔子有意識地整理上古文獻，不是為了自家的治理，而是為了傳承文明。他對實踐中的禮法進行了思考，由此創造出了帶有哲學色彩的思想。在整理文獻和論述思想的過程中，他創造出了學術。

教育也就隨著學術而誕生了。拜封建制之賜，孔子所從事的學術和教育事業都是自由的。在封建制下，每個人通過君臣契約，被禮制劃出一片自由活動的空間。在這個空間內，他的活動不受干預。沒有人會瘋狂到去干預別人的事情，只要別人沒有違反禮法。孔子就擁有這樣一個空間。

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想象孔子的活動，就會感嘆，那是一個奇跡。孔子可以自由地收集文獻，整理文獻。孔子可以自由地收留弟子，教育弟子。他的所有這些學術、教育活動，沒有受到過任何人的干預。孔子可能是落魄的，但他是自由的。

于是，孔子的身上滲透著自由。他也對這個自由進行了反思與抽象。自由讓孔子的生命力向上而挺拔，讓他雍容而溫和，自由讓孔子天真而純粹。其實，在春秋時代有很多這樣的君子，孔子最為典范。今人如欲尋找理想人格的典范，孔子就是。

孔子的典范，也讓中國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從一開始就帶上自由的基因。秦始皇與法家后來共同開創了一個消滅學術與教育專制的專制政治傳統。秦以來的中國歷史就是這兩個傳統互搏的歷史。真正的儒者，比如漢初大儒、宋代程朱等大儒、明代的王陽明，晚近的康有為、梁啟超、梁漱溟等先賢，均堅持儒家的自由學術與教育傳統。正是這一傳統，讓中國文化在兩千多年專制壓抑下，依然保持了一線生命。

民間社會的構造者

孔子通過自由辦學，也創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間社會。

封建的治理秩序是沒有政府與社會之分。準確地說，在孔子之前的時代，政府和社會這兩樣東西都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政治，不存在權力這樣的東西。

到孔子時代，封建秩序嚴重松動。有些強勢大夫開始具有權力意識、政治意識，他們開始從事構造政府的工作。這些努力在孔子之后持續，到戰國時代，中國形成了王權制政府，出現了官僚制、郡縣制——這些東西不是到了秦始皇時才有的。

熟悉現代歷史的人們都會知道，一旦政府出現，則人民為了保衛自己，就必須構造社會。如果出現了一個政府，而人民處于原始狀態，那就不可能對政府的權力構成約束，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人民必然成為權力的工具。人民要保衛自己，就必須組織起來。人只有組織起來，結成會社，才形成社會。社會就是會社的聯合體。

在春秋戰國時代，由于工商業不夠強大，沒有有效組織起來，并沒發展出歐洲的“市民”社會。萬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創造的學術和教育，中國出現了另外一個社會，這就是儒者、士人組成的會社。

在此后兩千多年歷史中，堅持孔子理想、具有道德理想精神的真儒者，活躍在政府之外，他們思考“道”，維持著一個判斷權力之正當性的超越性標準。他們“志于道”，成為專橫權力的批判者、抗爭者。概括而言，他們構成了一股憲政主義的力量。這些歷史說來話長，就此打住。

從上面幾個角度重新發現了孔子之后，我相信了古人的說法：孔子是圣人。他是今人思考和追求人的尊嚴與優良治理的出發點。今人當然應保持開放心態，可以借助新知走出很遠，但若沒一個中國的、穩固的出發點，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