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運會金牌之戰從1990年起已經沒有了任何懸念，在中國舉辦就更加沒有懸念。一塊塊金牌終于使得中國觀眾不那么興奮了，當獲得中國亞運會第1000枚金牌的時候，人們更多的反應是，拿了這么多金牌也該想點別的了，比如讓更多的老百姓有健身的場所，讓體育更全面地介入學校，讓體育提升人們的素質，讓體育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歡樂和參與權……

看著亞運會上很多國家派出的業余運動員（不少國家很少或根本沒有專業運動員），想到中國每個省都有五臟俱全的專業運動隊，中國競技體育沒有不一覽眾山小的理由。任何一個領導來中國體育系統都不難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就像中石化、中移動，壟斷著那么多資源，與其說能力超群，不如說國家給他們創造了太好的條件。

金牌的確在歷史上有過不凡的功績，在一個飽受屈辱的國家，在一個被稱為“東亞病夫”的國度，急需向世界展示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了。但是對金牌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那個時代。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屈指可數的經濟體，列強對中國已經從鄙視變為某種警惕，金牌的作用已經起了非同小可的變化，我們不能再讓金牌掩蓋著一切，忽略了體育其實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也許有個數據同樣值得體育界深思，教育部體育司負責人周士君幾年前透露，從1985年開始，中國進行的4次全國青少年體質健康調查顯示，20年來中國青少年的體質在持續下降。表現為學生肥胖率迅速增加，眼睛近視的比例，初中生接近六成，高中生為七成六，大學生高達八成三。同時，隨著學生身高、體重、胸圍等形態發育指標的持續增長，肺活量、速度、力量等體能素質卻在持續下降。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等國際大賽上捷報頻傳，奧運金牌直線飆升。為何青少年的體質卻持續下降？健康是基本人權，達到盡可能高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圍內的一項重要的社會性指標——這是世界衛生組織的論述。

世界衛生組織曾經對各國健康壽命做過調查，位居第一的是日本，中國位列第81。當然這不能都怪罪于全民健身的差距，這里有環境、醫療條件、飲食習慣等多方面因素，但如果全民健身做好了，成為41、31是完全可能的。而日本的體育戰略發展應該給我們啟示和借鑒。日本的東京奧運會比中國北京奧運會早了44年，1964年東京奧運會，日本選手的金牌數從過去最高時候的4塊，猛然提升到16塊，并將自己的名次也拉升到第三位，這曾被視為亞洲人的奇跡。但日本沒有在競技體育這條路上執意前行，相反，他們的體育戰略在悄然調整。在東京奧運會后日本國民體育觀念就逐漸發生變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生活的提高，日本國民也開始對本國的競技運動進行重新審視。此后日本大眾體育的蓬勃興起：體育人口大大增加，其比率遠遠高于我國；體育俱樂部快速穩定發展，公共體育設施和各種類型的體育俱樂部十多年前就達到已達37萬個；還有學校體育納入制度，日本文部科學省也在10多年前提出在全國建立《綜合型地域體育俱樂部模式》。當然，其代價是不小的，曾經牢牢占據著亞洲競技體育頭把交椅的日本每況愈下。到90年代以后，日本在亞運會上金牌數能達到中國的一半都很困難。這種反差固然與中國的大投入和良好的訓練體制有關，也與日本對競技體育態度的轉變有關。但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日本大幅度反彈，獲得16枚金牌，位居世界第五，2008年雖有下降，也位居奧運金牌第8。日本普及國民體育的方向終于度過陣痛，走向了全民健身基礎上的“金牌戰略”（在這方面最成功的是美國）。這在足球方面體現的更明顯，上世紀中國足球在幾十年的時間里讓日本足球蒙受了失敗的痛楚。但是今天日本的足球基礎雄厚，全國足球小選手達到100萬名。日本把28212支登記在冊的球隊分成成人、18歲、15歲、12歲以下四個檔次管理，小學、初中、高中隊的年度、每周訓練計劃表是由日本足協制定后下達到市、道足協。這種高度的普及使得日本足球已經明顯超越了我們。日本曾經悉心研究中國競技體育的體制，現在也該我們更多地研究日本的全民體育了。

體育主管部門高唱“舉國體制”也可以理解，只有“舉國體制”可以使國家投入更多的資金，從而保持更多的金牌，也保證了他們的“政績”。但是，我們不能不指出，“舉國體制”未必是最合理的體制，所謂“為其他國家所學習和效仿”也未必真實，學習和效仿的有，但畢竟沒有成為主要潮流。同時，“金牌戰略”也要講究成本。1988年漢城奧運會上，1670萬人口的民主德國居然取得102塊獎牌，其中金牌達到37枚。而中國對金牌的投入，不知是民主德國的多少倍。從投入產出的角度分析，中國的舉國體制不能說是完美的。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尤其地域發展很不平衡的國家，財政資源是有限的，而且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投入也要增大。在特定歷史時期，體育曾經擔負了過多的職能，盡管金牌讓國人興奮和鼓舞，但也占據了驚人的財政資源，影響了民眾體育。對于一個追求和諧的國家，有更多迫切的問題需要解決，我們至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做法，強化大眾體育建設，讓體育更多的造福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