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租不起，面對一線城市本輪房租的暴漲，我們終于拿起了又一桿大棒，憤怒的揮向了黑中介。不單單是百姓，主管部門也把本輪房租的上漲，基本歸于中介的操縱，中介的炒作。7月初，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安排，其下屬房地產經紀人學會負責實施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房租暴漲原因調查工作已經結束，并于7月上旬形成了初步調研報告并上交給了住建部。這份報告對“北上廣深”四城市的房租上漲情況及原因進行了分析。報告指出，四城市房租上漲幅度并沒有之前媒體報道的那么嚴重。以北京為例，3-6月份同比上漲幅度超過了18%，但是每月環比上漲幅度不到2%。

對于房租上漲的原因，報告認為除了季節性因素外，部分中介因為房屋買賣生意下降，從房主處收租房子做“二房東”，推高房租或勸說房主抬高房租，是主要城市房租上漲的主要因素。

對此說法，我曾經進行過具體分析，不同意中介退漲房租的說法。特別是北京市，集中改造50個城中村，逼出如唐家嶺這類城鄉結合部的蟻居人群和拆遷戶，對于房租的短期暴漲更是推動力。
比如唐家嶺拆遷，大約5萬租客走向市場租賃。無數的事實，也說明只要是集中拆遷改造的城市，房租暴漲都不同程度存在。那么，主政部門對于房產中介的少數做二房東的現象歸于黑中介，實在站不住腳。

那么有沒有中介炒作的因素嗎？肯定是存在的。四月之后，確實存在一些中介公司意識到租賃市場的預期，重點涉足租賃代理業務，低價收取業主的出租房源，并向客戶索要空置期，待租金高位出租的做法。更有個別企業不擇手段的采用囤積區域房源超高租金的手段，以其達到高額利潤的目的。但是，為什么他們可以成功的獲取暴利，根源還是租售供需的失衡。

在某網絡進行的關于租金上漲的因素調查中，對于看待房租上漲的原因，大約44%的網友認為最近房租上漲的主要原因是：“新政后，中介機構炒作，哄抬租金”；其中54.1%的二房東、51.3%的過渡租客和63.1%的長租客同意這一原因，但大多數房東卻認為最近租金上漲是“租金的正常上漲，長期相對滯后的租金的適時上漲”占45.8%。

這在網絡民意中，已數不多見的理性了。

我們慣于把屎盆子扣在商家頭上，就像把房價上漲的責任全部加于開發企業一樣，正常的商業活動被一句“暴利”扼殺了。這在輕商主義的國度，一直是我們的優良傳統。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逐步市場化的過程，一直存在各種對市場的誤解。我們最初流行的“皮包”公司，把中間服務商基本打壓下去，國人不認為中間服務商是要收費的。

我在搞旅游的15年間，經常和朋友開玩笑。很多朋友對于實體經濟有好感，對于中間服務賺取正常服務費，一直冠以黑皮包的說法，我回答他們，我們不需要皮包。我們的皮包只裝錢用，公司只有人，沒皮包，我們只能算“嘴皮子”公司。這種調侃實屬無奈。

中介服務賺取差價一直在制度上就被抑制。原因當然還是傳統觀念作祟。按市場原則，中間商賺取利潤恰恰是企業存在的利益所在，何錯之有？和開發商一樣，囤積貨源，原因是貨源緊缺，是你供應出問題了。為什么供應出問題？市場的原因，在我們更應該看作是頻頻舉起的調控之手造成的。房價上漲在8年調控中成為常態，當然主要因素在于土地價值的提升，但是，土地價值提升之快，更應該是自03年開始的嚴控信貸和土地的政策副作用。供需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一直在加劇。這是市場和調控之手的共同問題，只是我們的輿論，一股腦的推給開發商。近期有進步，又推給了地方土地財政。實際這都是錯誤的理解，真實的原因是高漲的需求面對緊縮的供應。

即使是我們共同認可房租暴漲100%的是中介推動的，但是黑中介為什么能推動房租的上漲？當然只能是房源的緊缺，解決了這個問題，看他黑中介還有什么機會呢？
我一直堅持六個因素造成房租短期內的漲幅加快，是多項因素的疊加影響。

其一：房價09年到10年一季度的漲幅超高，引起持有成本的提高，物業稅與房產稅的傳言，造成業主對政策預期的恐慌，加房租以抵消持有成本。由于一年一簽租約，而房產稅政策懸疑，業主只好在新租約簽訂之時，選擇把持有成本加大，轉嫁租房客。

其二：本屆大學生畢業進入北京、以及留在北京的需求增多。這是市場上租房房源緊缺的主要方面。

第三：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是有兩到三年過渡期的。在城市改造成為保障房建設與商品房建設的主要途徑的當前，集約節約用地只能讓土地整理轉向城區，而不是郊區化。

第四：二套房首付的提高，特別是二套房住建部和北京市的認房不認貸政策，擠出來分戶需求，也加劇了住房改善的難度，把婚房、學區房擠到租賃市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第五：投資住房的全面抑制是非市場的政策，實際給租賃方一個錯誤的心理預期：可租賃房源將越來越少。這也是租賃房惜租的根本原因。

第六：部分中介從業人員為了成交而選擇無序競爭。

實際只要解決了市場問題，任何一方試圖操縱市場都是不可能的。

簡單思維，推卸責任的思維有一次造成了中介的聲名狼藉。但是，把責任推給市場，推給開發商，推給房屋中介，推給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是十分不理智的，也不會解決市場問題。希望主政部門看清這一點，以市場調節解決問題，而不是頻頻舉起調控之手。政府的公信力應該建立在市場完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