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英國新一屆政府提出廢除身份證制度。有意思的是，這已是英國人第三次對身份證制度說“不”。作為一種常見的人口管理方式，身份證卻始終不能讓英國人買賬。通過觀察英國人圍繞身份證層層深入的辯論，也許能為我們理解這一制度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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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處于戰時的英國，身份證曾經發揮過重要而實際的作用，但正是隨著和平時期的到來，英國人對身份證的質疑也逐漸增加。

為征兵進行的人口登記，發現1百萬“潛在兵力”

英國首次的身份登記制度建立于1915年7月。這項制度只持續了短短4年時間，但其建立的目的卻相當明確：當時主政的“戰時內閣”大臣們希望征得更多的士兵，并希望借此延續志愿服兵役的政策。結果證明，這一身份登記制度并沒有讓英國的大臣們失望，通過全國范圍內的、以地方為單位的成年人個人信息收集，政府從發放的身份證數量統計中發現了一個讓人驚喜的數字：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還有1,413,900名男性公民可以參加義務兵役。

然而，當時制定這一制度的大臣們并沒有“乘勝追擊”，在發掘完“壯丁”之后，身份證就猶如變成了“廢紙”。當時發放的大量身份證，最后不是被弄丟、就是被不經意地遺忘在各處，“身份證制度”就戲劇性地慢慢消失于歷史之中。

身份證為征兵而保留，理由不被公眾接受

當然，英國的第一套身份證系統走向失敗，并不僅僅因為人們不再使用它了。更確切地說，是因為人們不希望再使用它了。公眾所給出的原因也很簡單，當人們發現，身份證原來是為了征兵而設，人們就對它的態度就表現得有所保留和充滿疑慮──而制度的建立者，也沒有就此對公眾進行充分的解釋。

當時，對于身份證的廢留，英國社會也進行過激烈的辯論。反對的聲音認為，一旦戰爭結束，身份證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完全沒必要對其進行保留。正如劍橋大學教授Jon Agar（他曾經撰寫多篇討論英國身份證制度方面的論文）指出，當身份證賴以生存的理由無法被公眾信服的時候，就必須衍生出一個“可供寄生”的理由，比如從各種官方機構和社會組織中尋找合法性。但很遺憾，這一次，大臣們并沒有成功做到這一點。

二戰時的身份證制度：喜憂參半的嘗試

英國警察部門對身份證的濫用，曾引起了英國人強烈的不滿，當任何“潛在因素”都可成為警察提出查看身份證要求的理由時，英國人感受到了對自身權利的威脅。

圍繞工黨政府主持下的身份證制度的辯論，“引爆”了這一問題上的眾多焦點問題。其中，公民自由與維護治安之間的平衡，更成為了討論話題的重中之重。

身份證不帶出生日期，無證者分不到糧食

吸取了第一次的失敗經驗，英國在二戰期間（1939年9月）再度嘗試建立身份證制度。這一次，政府為人口統計給出了三個確切而看上去讓人信服的理由：為服兵役服務、保證國家安全和配合糧食分發。在管理上，這一次的人口登記也比第一次規范得多，登記的工作不再散亂地由地方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中央統計辦公室”。有趣的是，在政府發放的約4千萬張身份證的信息欄上，只有居民的名字和地址，卻不包括出生日期。
由于目的性極其鮮明并且實際──沒有證的人將在短期內無法合法領取食物，在效率上，這一次的身份證后來獲得不少歷史學家的贊賞。由于操作的規范化（包括登記的流成化和定期審查制度的建立），二戰結束后，身份證一直被沿用至1952年。然而，這個身份證制度依然以失敗告終，除了與食物分配制度的逐漸消失有關，還與其后來引發的激烈辯論有關。

身份證以維護治安為由保留，但防不了犯罪

二戰時建立的身份證制度，也被賦予了維護社會治安之名。比如，有的政策解釋者指出，身份證能有效防止“重婚罪”，然而事實證明，“重婚罪”并不普遍、而身份證的出現也并沒有減少重婚的比率。然而，在和平時期，身份證依然以維護社會治安之名被保留，但卻越來越頻繁地被警方所使用。

身份證被警察濫用，公眾警告“別越界”

一件偶然事件，把身份證存廢推到了風頭浪尖：1950年，倫敦一名警察懷疑一個年輕人超速駕駛，而要求他出示身份證卻遭到了對方的拒絕，由此引發了關于身份證使用范圍的爭論。批評者指出，警察在追捕犯人、搜尋遺失物時動用身份證是可以的，但如果警方對普通市民的任何動機產生懷疑時都要動用身份證，就“跨過了線”。

個人資料對39個政府機構公開，隱私保障存疑

據Jon Agar教授統計，1939年的身份證制度建立時，英國只有少數幾個政府機構能獲取全國人口登記所搜集到的資料。11年后（1950年），這一數字飆升至39個。理論上，在重大案件的調查時，國家安全部門或警察部門調用這些記錄是可被接受的，但實際操作中，英國人卻發現在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例如到郵局領取包裹、到銀行開戶和一般性案件的調查），個人資料也可能在各種政府機構或警方的要求下被任意調用。
工黨的嘗試：辯論中前行，逃不出失敗

工黨時期發放的身份證，正面印有持有者姓名、國籍、照片、出生日期、性別以及簽名，背面嵌入一塊芯片，記錄著持有者的相貌和指紋信息。為避免侵犯隱私之嫌，該身份證的申領完全自愿。

英國內政部大臣艾倫•約翰遜正在展示新版身份證的樣本。為了避免民族矛盾，新版身份證上甚至沒有英國國旗，取而代之的是英國各地區的象征標志。

工黨身份證：從防止未成年人飲酒到反恐面面俱到

英國歷史上兩次身份證制度被廢除，或多或少都源于支撐其存在的理由不復存在、或遭受質疑。跨入新世紀，由工黨政府主導的身份證制度卻承載了龐雜的功能：從防止未成年人飲酒（按英國法律規定，購買酒精飲品時須出示駕照、護照等身份證明）到打擊恐怖主義，可謂無所不涉。
2003年，在布萊爾領導下的工黨政府提出，新一代身份證“將挫敗國際恐怖分子活動，（因為）35%的恐怖分子使用虛假的身份旅行”。此后，工黨政府又不斷向公眾解釋身份證的眾多“功能”，并又逐漸增加了阻止非法移民、防止騙取津貼以及偷竊身份等功能，工黨政府還稱，記錄了指紋的身份證也將讓英國國民更易到美國旅行。

身份證“勞民傷財”，廢除后10年可省8億英鎊

自布萊爾政府宣布建立新身份證制度以來，最直接的反對聲音就是針對財政開支起來的──而這并非一個新話題，50年代，英國人也以同樣的理由對身份證制度發起挑戰。2009年，工黨政府曼徹斯特為試點為公民辦理身份證，至今，約1.5萬人自愿申辦了身份證，而辦理的手續費和工本費加起來約為60英鎊（約600元人民幣）。
據英國新一屆政府公布的統計數字，8年來，工黨政府為身份證制度耗資超過了2.5億英鎊，取消這一制度，聯合政府還需要支付退款等額外費用，但卡梅隆政府卻算了一筆帳，認為取消這一制度，將能讓英國政府在未來10年節省高達8億英鎊（約80億人民幣）的開支。

英國新副首相：廢除身份證將“還權于民”

廢除身份證的提議，是5月19日英國新一屆政府公布的政治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而“還權于民”，是聯合政府這一方案的“主打思想”。新任英國副首相、自由民主黨黨魁的克萊格在闡述身份證制度廢除的設想時說道，“將權力交還人民，這就是我們所提倡的公平社會，這就是本政府的新政策。”他甚至毫不保留地批評道，工黨時代的身份證制度，實際上反映了英國政府中的浪費和官僚主義作風。

弱化“保姆國家”，新政府否定“以自由換安全”

事實上，“公民自由”始終是圍繞著工黨身份證制度的各種辯論的核心，它表明了一個政府如何看待政府和公眾之間的關系──英國每一次建立身份證制度的嘗試，都與某種特定需求有關。
英國新政府這一次雄心勃勃的改革，被《紐約時報》文章評論稱為“讓英國‘保姆國家’的擴散趨勢回流”：工黨執政的13年間，設立了眾多法律、行政管理機構和監控系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個人自由。據克萊格解釋，新政府想要做的，是“結束這種監視公民文化”，因為“削減公民自由并不能使街道變得安全”。

經歷近一百年的討論，英國人始終容不下一紙身份證。在英國，當護照、駕照等證件承載了大部分身份認證和人口管理的功能時，身份證未免已成為了額外的負擔。在充分辯論之后，身份證是去是留，也只是英國人根據需求所作的理性選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