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烈日當頭。但在北京東方廣場的寶馬生活方式店里卻感受不到酷暑的熱度，店員小馬熱情微笑著向走進來的顧客介紹著商品。

畢業于北京聯合大學的小馬，在這里工作一年多，他告訴《投資者報》記者自己現在每月收入大約4000元：工資2000元，再加點補貼，另外就是銷售提成。“店里的銷售一直很穩定，每月銷售額都在一百多萬，所以每月的業績獎金都能拿到2000元以上。”

小馬對目前的工作很滿意了，因為和他一起畢業的同學現在大多只能從事公司文員之類的工作，每月總收入不超過2000元。但他也坦言自己在一起畢業的同學中收入只算中等，家里有關系的同學只要進了電信、銀行，現在都掙7000~8000元。“我是覺得不公平，但那些掙不到2000元的同學看我也會覺著不公平，這些事情越想會越不平衡，干脆不想。”他說。

在小馬工作的店內，一件T恤的價格都在2000元以上，領帶一般每條1500元、外衣5000元，但比起標價5.5萬元一輛的自行車來說都是小意思，而店內陳列的兩輛價格在百萬元上下的寶馬轎車可能才是寶馬公司真正希望人們購買的東西。

從2003年起開始承包油井的老齊就是這些百萬元以上商品的消費者之一，“我在北京買的房子是260平米的，一套紅木家具花了一千多萬。”老齊一邊撥弄著手機一邊談著自己的財富，但最后他還是把手機遞過來讓記者幫他發短信，因為他“永遠搞不明白這些復雜的手機”。

小馬、老齊、小馬們、老齊們…在這些人和事的背后，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看到的是一個已經不能再回避的問題——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未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可能會面臨嚴重問題，同時我們會面臨關于政權合法性和社會能否穩定發展的挑戰。”王小魯坦言。

收入差距急劇擴大

如果對收入分配相關的各項數據細細加以分析，不難發現，這種擔憂并沒有夸大其詞。國際上，常用基尼系數來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

可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960年代，我國基尼系數大約為0.17~0.18，1980年代為0.21~0.27，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估計現在的基尼系數在0.5左右。

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數據，城鎮居民最高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5年是2.9倍，1995年6.2倍，2005年上升到9.2倍。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也顯示，目前我國1%的家庭占有社會41.4%的財富。這說明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根據權威數據再分析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格局會發現，十余年來，國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傾斜。數據顯示，1997年至2007年，我國GDP比重中，政府財政收入從10.95%升至20.57%，企業盈余從21.23%升至31.29%，而勞動者報酬卻從53.4%降至39.74%。

2004~2006年，國家財政收入分別增長21.6%、19.9%和22.4%，比同期GDP增速分別高出3.9、4.5和8.5個百分點，但當期的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卻均低于GDP增速。政府、企業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不斷擴大，而勞動者收入的增速卻緩慢爬行。從1978到2006年，我國居民收入年均增長6.7%，與我國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速形成鮮明反差。1990年至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低到41.4%，而同期營業余額占GDP的比例卻從21.9%增加到29.6%。

同時，在企業內部的各行業間，也出現了行業間的利潤差距越來越大、企業利潤向少數幾個行業集中的趨勢。根據中國經濟統計年鑒的數據，有的壟斷行業職工收入比中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超出4倍到10倍，并且這種收入差距仍有擴大趨勢。據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介紹，目前我國行業工資水平差距已超4.88倍，而國際公認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

而在居民內部，收入分配格局更是在向著極端的貧富懸殊發展。據已公開的居民收入調查數據，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

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測算，如果算上那些無法統計的不規范收入，現在全國最高和最低收入各10%的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差距要達到55倍左右。

制度漏洞是主因

造成目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是什么?北京師范大學收入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認為,其中既有合理原因,像經濟體制轉軌、中國社會從傳統農業向工業轉型以及由政府發展戰略決定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格局,這些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因素都是可以得到人們認可的。

“但在這些正常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過程中,也混雜著相當成分的收入分配不公現象,主要表現在,一是壟斷部門獲取不正常的高收入,二是在目前收入分配秩序比較混亂的背景下,權力常常會在分配過程中轉化成個人利益,為一些人帶來大量不正常收入。”李實稱。

王小魯的看法與李實的一些觀點非常契合。他認為,大量制度漏洞,是造成收入分配扭曲的一個重要原因。“制度有不健全的地方,就會導致公共資源的漏失,就會有尋租行為,就會有利用權力尋租或者獲取壟斷收入等等現象。”王小魯稱。

支持他這一觀點的是其從幾年前就開始做的一項關于“灰色收入”的調研。2006年,按照已公布的統計數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不到1.2萬元,城鎮最高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還不到3.2萬元,平均月收入不到3000元。推算下來全國城鄉居民收入總和只有9.4萬億元,占當年GDP的比重不到45%。

但同樣根據統計數據,2006年居民最終消費8萬億元,居民的人民幣儲蓄存款增加了2萬億元,居民購買商品房支出2萬億元,居民個人收入用在股市、債市上的投資、直接投資、境外存款和投資和手存現金的增加還都沒有計算在內。這說明實際的居民收入,特別是高收入居民的實際收入大大超過統計顯示的水平。根據當時的調查數據,王小魯推算,這10%的城鎮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有可能在統計調查數據的3倍以上。

“2009年以來,我們在做新的調查研究,初步推算,城鎮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遺漏部分或者說隱性部分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估計這部分家庭的實際人均收入是統計收入的4倍左右。”據此王小魯推算,城鎮居民特別是高收入居民的隱性收入之和可能會遠遠超過4.8萬億。

“現在面臨的收入流失,既不是資本回報,也不是勞動回報、人力資本回報,而是權力的回報,是制度漏洞造成的結果,它對社會的危害,要遠遠大于正常市場條件下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危害。”王小魯稱。

財稅手段調節甚微

采訪中,專家坦言,收入分配的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不斷擴大,如果不施以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改變,很可能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李實稱,目前來看,收入差距擴大同時存在嚴重分配不公現象給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其中的一部分被另外一些積極因素對沖了,這些積極因素包括經濟的高增長導致人們收入絕對值的增長和政府一直在做著的各種修補工作。

“但是,一旦經濟增長出現了問題,失業率開始上升,人們收入的平均絕對值不再是增長,那么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給穩定帶來的沖擊就會凸現出來,現在它雖然還不是致命性的,但絕對是一個潛在的危險因素。”李實不無擔憂地說。

王小魯則認為,現在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已經降到35%了,在過去十年中降幅一直非常大。而消費過低,和收入分配問題有直接的關系。因此收入分配失衡如果不解決,未來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是不能保證的,原因在于經濟喪失了動力,缺乏有效需求來拉動。

而當前,我國的財稅政策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卻一直收效甚微。據專家分析,以購買性支出為主的財政支出結構,有利于競爭能力強的高收入者,競爭能力越強的單位和個人,越容易將產品或勞務銷售給政府,從這種支出中獲得的好處就越多。另外,在政府間財政轉移中,決定轉移支付的經濟因素權重常低于政治因素權重,因此面對有限的支付資金,許多經濟不發達地區獲得的轉移支付反而較低,這又進一步加劇了地區間的收入差距。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近日也公開指出,理應成為調節收入差距的稅收杠桿并未發揮應有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拉大了貧富差距,因為富人收入越高,就越有資源和關系偷逃稅款,由此進一步增加其財富集聚速度。

李實則認為,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的稅基是個人的貨幣收入,以實物形式表現的福利和職務消費等構成個人實質性收入的部分沒有納入征稅范圍,“灰色收入”亦無納稅的可能,因此真正高收入者其稅負反而會較低。“而國家在設計、實施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中也不得不考慮,如果過于觸及富人利益會觸發他們把大量資產向國外轉移從而影響經濟增長,因此改變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一個長期過程,好在中央政府已經在高度重視了。”李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