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網4月30日報道  4月14日，河南滎陽某酒店。

用餐完畢的李先生結賬時，將10元錢投入了募捐箱。這家酒店的規矩是，在專辟的這個愛心餐桌就餐，需將餐費的10%捐給“滎陽慈善總會”。在這個餐桌就餐，常常要提前幾天預約。

模仿這個規矩的飯店在該市已增加到4家。不特飯店，在滎陽的超市、藥店，這樣的募捐箱似乎正在成為必備的道具。

慈善的走紅，背后推手是紅頭文件。滎陽官方要求，發起全民慈善運動，目標之一是在全市設立1000個慈善組織。在滎陽行善的根本大法——滎陽慈善活動細則也正在草創中，其中最管用的一條或許是，考慮將慈善納入官員政績考核。

毫無疑問，滎陽的一些弱勢群體已在享受官方慈善帶來的甘霖。零星的捐款、企業自發的捐贈也逐漸涌現。滎陽官方的努力也得到了民政部的認可。

然而，這種蓋章的慈善卻觸動了國內慈善業人士的神經。一方面，他們承認，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國內慈善組織多為官方主辦有異曲同工之妙，潛意識里，他們又困惑于這種全民慈善的風潮。

政府公共治理的責任與慈善的功能如何區隔?慈善，究竟應該生長在公民社會的熱炕頭，抑或是強勢的公權力卵翼之下?諸多疑問的背后，是一個長期無解的命題：如何劃定政府與社會的邊界。

帶鋼印的慈善

愛心超市、藥店最近在滎陽不斷涌現，流風所及，一些眼鏡店、診所也不甘落后，或對困難弱勢群體打折讓利，或按比例捐出部分利潤。

“在已掛牌的愛心醫院，患五種疑難病癥的困難戶患者，除醫保報銷外，將可享受看病免除500、1000元不等醫藥費的照顧。”滎陽慈善總會辦公室主任王智勇介紹。

這一切，來自于滎陽市政府一個宏大的構想。去年8月，該市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倡議全民參與慈善城市創建，要在全市設立1000多個慈善組織，推舉5000多個慈善大使，目的是將滎陽打造為慈善城市。

4月14日，在滎陽慈善總會辦公室，記者見到了這份文件的升級版本——一份達19頁的實施細則。細則規定非常詳細，對募捐箱的開啟，慈善飯桌、超市的審批，各基層志愿者管理程序，乃至市民“日行一善”的事項，都有相應說法。

很快，一大堆數據印證了慈善運動的成效。據稱，目前該市已建立慈善工作站482個，擁有慈善愛心大使2560人，志愿者服務隊伍1.2萬人。已總計設立募捐箱179個，掛牌慈善超市5家，飯店3家，藥店10家。而就在發稿前，慈善工作組織的數量已刷新到600多個。

在政府倡議下，民間力量被極大動員起來。在2009年12月2日，一名戴著大框眼鏡，30出頭的女子拎著裝錢的紙袋到了慈善總會，一次性捐出 20萬元，并未留名。

“以前沒那個概念，現在到了愛心超市，一毛兩毛的錢就捐了。”滎陽出租司機小汪說。

一些受惠于他人的人也開始反饋。王了解到，一位姓趙的低保戶幾天前專門跑到西南旱災的募捐點，捐出自己剛用廢品換來的幾十元。企業家做善事的熱情也被激發起來。王介紹，不久前鄭州某公司拿出兩萬元，專門成立基金，用于資助0-6歲的學齡前貧困孩子，今后還將每年追加兩萬元。

一些市民甚至發動了海外友人，“由于和本地一位畫家熟識，一位俄羅斯畫家一次性為滎陽慈善總會捐了16幅畫”。除滎陽本地人外，慈善總會還接收到來自外地同鄉，乃至湖南、廣東、山東等地市民的自發捐贈。

王很樂觀，“我不敢夸海口，但至少目前百分之五六十的民眾都被動員起來了”。

爭議

滎陽慈善運動方興未艾，爭議也隨之而來。

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此前曾直言，“慈善必須要自愿，一些政府對企業進行攤派，實際上不叫慈善捐款”。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鄧國勝認為，政府重視慈善是好事，但要把握好度，不應越俎代庖，不能代辦慈善，關鍵是依靠民間力量。

王智勇對質疑顯得有點無辜：“有網友說我們攤派，沒有啊!我們并沒有讓大家一定要捐錢，完全都是自愿的。”

然而滎陽“全民慈善”帶給人們的隱性暗示卻無從遁形。

關于慈善單位的星級評選，標準是按照各單位、企業每年參與組織慈善公益活動6次至15次，募捐資金1萬至5萬不等的數量，給予一至五星的五個等級評定。

另一個存在爭議的地方，在于滎陽市目標中的千余慈善工作組織，數萬名愛心大使和志愿者。

對這個宏大數據，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楊朝聚曾推算，作為僅有60多萬人口的滎陽，按照規劃，平均每平方公里就要有一個慈善組織、五六個慈善大使，每個慈善組織“管轄”五六百人。

他直言，這種四大班子齊上陣，大規模的“行政排場”，可能會給民眾一定的心理壓力。也有論者詢問，成立如此多慈善工作組織，會否導致人員和機構的膨脹，加大財政供養壓力。

對此王智勇回應稱，事實上，這些基層組織絕大多數依托各鄉鎮、局委、街道、居委會成立，并不涉及新增資金和人員。

將慈善事業納入干部考核更是一道緊箍咒。鄧國勝直言，政府的出發點肯定是善意的，但問題的關鍵是考核什么，怎么考核，“政府對慈善強調過度了，可能矯枉過正”。鄧進一步指出，通過考核方式發展慈善，完全可能引發政績沖動，其結果是慈善大躍進，浪費稀缺資源，導致民眾對慈善的曲解。

對此王智勇回應稱，考核初衷不是看哪個部門捐錢最多，而是通過具體指標衡量政府的德政和善舉，促使干部更加關注民生，關心弱勢群體，“我們考核政府為人民服務的程度，有什么不對么?”

他強調，他們將始終堅持兩大原則：自愿和絕不攤派。

路徑

盡管爭議尚存，滎陽仍在探索前行。王智勇介紹，下一步他們將著重兩件事，其一是捐贈物資的公開透明，通過廣播報紙乃至專門的慈善電視臺，爭取公示到每個村;其二是通過對各類慈善需求的梳理，設立慈善項目庫，以利慈善雙方供需對接。

由于組織有力，滎陽入選民政部“中華慈善獎”。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指出，不排除滎陽經驗向全國推廣的可能。

慈善究竟民辦還是官辦，這關系到慈善事業未來走向。由于《慈善法》仍未出臺，其中的政府職責與社會責任等諸多規定都付之闕如。

鄧國勝則表示，慈善事業以民間社會力量為主體，已是基本共識。目前因政府介入造成的紛爭，正是由于慈善法滯后所致。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也直言，現在有一種聲音，要求政府把主導慈善變為輔導慈善，給民間社會以發展空間。這背后的理由不難理解，“如果政府要替代民間，將是種種壞事的發端，不僅會破壞慈善市場的資源原則，還會釀成政府和民間爭利，甚至導致慈善為腐敗的官員所利用”。

騰訊公益基金執行秘書長竇瑞剛告訴記者，汶川地震后他所在的公司一度曾有大筆善款需花出去，當時也有一些草根NGO和他們聯系，但最后他們仍選擇把錢捐給官辦的公募基金會，“草根NGO可能觸角比較靈敏，服務也不錯，但一旦出了問題，我們找誰去?”

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長期看政府應該退出慈善一線，集中精力于慈善制度環境的培育。“切忌大包大攬和急功近利，更要防止將政府公共治理責任，諸如一些合理的教育醫療問題解決等，轉嫁給社會慈善買單。”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