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么解釋現在的土地財政現象?這要從2005年、2006年的房地產調控說起。
2004年底,中國外匯儲備增加2000億美元,達到6099億美元。與此相應,央行至少應放出4萬多億人民幣。當時,全球初顯貨幣泛濫之苗頭。薛兆豐2003的文章即已說過,守住了匯率,引入了通脹。多發的貨幣,首先推動房產、能源等價格上升,地價自然也上升。那時就有指責土地財政的聲音,但不是很強烈,因為那時房價上升還很慢。在2004年的北京,還時常可以買到打折房。
但是老百姓已經無法忍受房價的輕微上升。他們呼吁政府調控。2005年,出臺了“國八條”調控房價,其要點之一是緊縮土地供應,以免給不良開發商賺錢的機會。此后,北京房產均價從每年上漲幾百元一躍變成每年上漲幾千元。2006年又出臺了“國六條”,土地供應更加緊張。經過幾番調控,地方的供地量的審批權被收到國土資源部。國土資源部不直接審批地塊,但進行量的控制,其機制大致類似于銀監會對商業銀行的額度控制。
當時的網絡上,對此一片歡呼。易憲容教授的“北京房價將下跌30%”論受到追捧。(我遇到一個專門做地產銷售的老板,他說:政府下狠手了,緊縮用地,這是逼開發商降價,房價一定會大跌。)不過不久之后,媒體又紛紛發出憤怒的質問:房價為何“逆勢”上漲?
我要說的是,在2005年調控之前,地方政府根本就沒有抬高住宅地價的動機和行為。當年地方官員中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叫“經營城市”。他們需要引入大量的資金來進行城市改造,以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如果他們緊縮供地,他們就會趕跑資金。不知還有多少人記得原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他就喜歡說“經營城市”。在杜世成倒臺之后,媒體狂批杜世成,“經營城市”為重點批判點。
另一個例子是,即使在宏觀調控之后,地方政府仍有加大供地的動機。在那時,如舊廠改造等騰出來的土地,是可以不計入土地計劃的,很多地方政府就利用這一點來加大供地。可能很多人都沒注意當年的一個小案子:上海的某處長被抓,他就是掌管這類用地的。當時媒體評論:某處長貪污事小,放出很多計劃外土地對抗宏觀調控事大。
可以說,土地財政完全不是地方政府有意識追求的結果。正是對土地的總量調控造成了土地財政。一方面,人民幣匯率未改革,貨幣增發越到后面越迅速,推高地價;另一方面,土地總量控制限制了地方競爭的空間,使得擴展稅源的速度減慢,這兩方面的作用,使得土地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越來越大。地方政府在土地上發了一筆意外之財。
但是地方競爭的威力仍然還在,時不時要冒出頭來。以北京為例,北京是緊縮了土地供應,但周邊的河北境內的市縣卻加大了土地供應爭搶北京客源。2009年,廊坊市委書記在兩會上拍胸脯說,開發商如果在廊坊投資虧了錢,廊坊將白送土地作為補償。廊坊市委書記的這番話引起了媒體激烈討伐。
討伐者并沒有意識到,廊坊的做法其實是加大土地供應、降低房價的好事。他們更不知道,這樣的做法在宏觀調控之前就已經存在,只是人們沒去注意而已。廊坊市委書記只是在不恰當的時候說了不恰當的話。這種事埋頭做就好了。這個例子也說明,地方政府在住宅土地上,也是跟工業用地一樣,愿意低價出售甚至白送土地的。
我老家縣城就有這樣的例子。宏觀調控之前,我們縣引入一個港商搞舊城改造,結果港商沒有賺到錢,于是縣里答應給他一塊低價的土地作為補償。地方政府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為這類似于千金買馬骨,可以吸引資金和稅源。我相信這并非唯有我們縣才有的特例,這種現象應該在很多縣市都存在。
縣里給的這塊地位置很不錯,可以劃成小塊出售,每小塊大約50—60平米,賣20萬元。那是2005年。我聽了很吃驚,沒想到縣城的地價也這么貴了。1990年代末期,那樣的一塊地才賣3萬元。不過,很多人準備好了錢卻沒買得了地,因為宏觀調控來了,那塊土地凍結了。去年,每小塊土地漲到了60萬元,我聽了沒有任何吃驚。
至于小產權房,地方政府會不會因為與農民爭利而堅持反對呢?也未必。地方政府當然希望獨享土地收益,但如果讓地方競爭深入下去,地方政府應該也會推動小產權房合法化。實際上,在宏觀調控之前,廣州就一直力推宅基地入市改革。看當時的形勢,馬上就要成功了,這塊肥肉都已經到嗓子眼了,但宏觀調控來了,官員的行為模式馬上改變。直到今天,這塊肥肉都沒有吐出來。在廣東下面的很多鄉鎮,其實都已經沒有人在意小產權房的概念了,反正每塊地都可以拿出來蓋工廠、蓋住房,只要能吸引到稅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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