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春節，高勤榮過得心急火燎，他盼著節日趕緊過去。
　　
　　節前，他在微博上爆料“山西房媳”張彥擁有北京和山西兩個戶口的事件，引發全國輿論的熱議。
　　
　　最近，人們忙于過年，事件漸漸冷了下來。但他沒松氣，一刻也沒閑著，每天都忙著和線人溝通，搜集證據，繼續發博。等正月十五一過，公眾的視線重回微博，他將繼續網絡爆料。
　　
　　“反腐，不是一個人、一個團體能做得到的，我爆一個料，挖出一個線索，傳統媒體再跟上，就形成合力，但證據必須確鑿。”高勤榮說，“現在趕上好時候了，‘上頭’號召我們‘老虎蒼蠅一起打’，完全符合全國人民的心愿。群眾實名舉報，紀委就會查。這讓那些欺負老百姓的人無處可藏。”
　　
　　高勤榮說，他現在無正式職業，靠跟朋友倒騰點小生意勉強為生。但微博爆料是他生活的中心，支撐他的是20多年的新聞理想。
　　
　　1984年，高勤榮進入新聞行業。1987年，他一篇稿子“干掉”了太原市委原副書記，從此在輿論監督的戰線上一發不可收拾。1998年，因為揭露運城市“假滲灌工程”蒙冤入獄8年，至今仍在不斷申訴。出獄后，他雖然沒了記者證，卻趕上了互聯網自媒體時代，于是重新拿起筆，繼續揭露了一大批在全國有影響力的事件：山西焦煤集團董事長白培中家中被劫丟失5千萬元財物；山西女商人變身副縣長，15年吃空餉……
　　
　　從當年的記者變身現在的互聯網爆料人，高勤榮喜歡新聞這個行當。“某些基層官員貪腐，老百姓過得苦，我實在看不下去。”他在博客中自述是“一個蒙冤8年的反腐記者，一把永不卷刃的投槍匕首。雖不是梁山好漢，但有錚錚鐵骨。”他在微博的名字叫“高勤榮揚眉劍出鞘”，名字中透著個性。
　　
　　“鬧他！繼續大干。”老高情緒激昂。
　　
　　和記者面對面談新聞、談理想，他時而憤慨激昂地拍桌子，時而感動得眼淚打轉。談到自己和家人，他長吁短嘆。這一路走來的苦難，冷暖自知。
　　
　　“三板斧”
　　
　　高勤榮，山西萬榮人，因報道老家的負面新聞而出名，最后又“栽”在了老家的法庭上。
　　
　　他早年畢業于山西文學院，1984年進入山西青年報。剛去報社，寫的都是主旋律。但基層去多了，知道的“壞事”也就多了，他眼里不揉沙子，開始打抱不平。
　　
　　“1988年，我就把當時的太原市委副書記父子兩人‘干’掉了，書記之子強奸多名婦女，市公安局抓了三次，放了三次。”高勤榮說，“當時，太原市公安局局長見到我說，‘小高，我給你說個事，這個小子強奸婦女，被抓三次，他老子一個電話，我們就得放，你那里有沒有什么好辦法？”
　　
　　高勤榮一聽就火了，一個月內，他調查了所有受害者，寫了篇內參，發給人民日報。該報群工部主任王永安看完之后，感覺事情很嚴重，派了兩個記者來到太原，三個人再次核查，最終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逮捕令發出之后》的長篇通訊。
　　
　　“第一天見報就轟動了，整個太原都轟動了。第二天，山西日報頭版頭條刊發《省委決定將某某開除出黨》，第二版就全文轉載了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高勤榮現在說起來還有些興奮，“他兒子被判了14年，那篇報道影響確實太大了。”
　　
　　高勤榮出了名，接到的線索也就多了。
　　
　　接下來，他又與人民日報記者鄭德剛采寫了一篇《黨費風波》，報道的是當時的運城市公安局副局長崔某某。有人向他們反映該副局長三件事：奸污婦女、貪污腐敗、三年不交黨費。
　　
　　高勤榮當時想，三件事一起調查有難度，而且需要大量時間。于是他先從黨費入手。
　　
　　公安局的“內線”給他提供了證據。在一張繳納黨費的登記表上，這位副局長三年都是空白。
　　
　　這篇報道在人民日報見報后，山西日報全文轉載并配發了評論。
　　
　　但是，如何處理這起事件，又是一道難題。崔某某副局長仍趾高氣揚，像沒事人似的，沒有受到任何處理。高勤榮看不慣，他認為黨章是全體黨員遵守的最高原則，豈能踐踏？于是，他找到市委組織部長，他問，“我是一名黨員，可不可以列席公安局的黨組會？”
　　
　　征得組織部長同意后，高勤榮列席了公安局的黨組會。
　　
　　據他回憶，當時黨組會的形勢很“嚴峻”，7名黨組成員中，4個都是這位副局長的“鐵桿”。開會前，黨組書記組織大家學習了黨章，然后對高勤榮說：“高記者，你先給講兩句吧。”
　　
　　高勤榮心想，公安局的黨組會，哪能亂講話，但當時他又不能不講。他嚴肅地說：“我相信每個黨員都能按黨章辦事。”
　　
　　這一句簡短的話語，使會議的形勢一下子變了。最終，黨組會按黨章條例，全票通過將這位副局長開除黨籍。
　　
　　會議結束后，高勤榮馬上給山西日報發了一篇稿子。后來，這位副局長的職務也被免了。
　　
　　兩篇報道之后，高勤榮在當地出了名。總編對他說：你捅這么大婁子，我當時還真為你捏把汗呢。
　　
　　從此，高勤榮做監督報道越來越有感覺。
　　
　　第三篇有影響力的報道是和中國青年報記者麥天樞合作，當時山西省正搞第六屆全運會，各地市代表隊在全國范圍內借高水平運動員參賽，弄虛作假成風。他和中國青年報記者聯合調查后刊發文章，又在全國引起轟動。
　　
　　“那時候找到當記者的感覺了，太刺激了，很有正義感。”高勤榮挺了挺腰板說，從那時起，在山西新聞圈里，他出了名。由于手里的線索越來越多，每次出去采訪，報社和電視臺記者都愿意跟著他。
　　
　　兩次流淚
　　
　　“我可不是‘刺頭’。”老高說，寫了一輩子稿子，正面報道占了3/5，“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弘揚正氣，唱主旋律。”說到這里，他哈哈大笑。
　　
　　他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長治市黎城縣有一個村支書，為了使全村富裕起來，帶領全村人種大棚菜、建石沙場等，成績斐然，聞名遐邇。報社派他去采訪。
　　
　　高勤榮白天采訪，晚上住在村支書家里，和村支書聊了一晚上。
　　
　　“全村都富了起來，你咋樣，存了多少？”老高問。
　　
　　村支書什么也沒說，默默地到衣柜里拿出了存折，扔給老高。
　　
　　“我接過來一看，才300多塊錢，他把村子搞得那么富，自己卻沒掙多少。我當時非常感動，眼圈也禁不住濕潤了。”回去后，他便寫了一篇《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把這位村支書的事跡好好地弘揚了一番。后來，這位村支書被評為全國優秀黨支部書記。
　　
　　還有一次流淚，是悲憤交加。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他去忻州采訪。在賓館里，他看見窗外有一個警察晃來晃去，高勤榮就把他叫了進來。警察一進門就跪下了，“你是記者吧，你救救我兒子吧！”
　　
　　這個警察說，有天晚上他兒子肚子疼，送到醫院后，醫生給輸了液。沒想到半夜，兒子疼痛加劇，他急忙去找值班護士，護士找到值班大夫。這個值班大夫一邊打麻將，一邊對護士說，再掛一瓶液。結果，凌晨5點多時，娃死了，才9歲。
　　
　　高勤榮一聽就火了，“老百姓死活都不管，是什么狗屁大夫！鬧他！”
　　
　　回來后，他在《山西青年》雜志發表了一篇《張磊之死》。隨后，又將稿子交給新華社山西分社，經該社記者調查后，聯合署名在全國發表了一篇通稿《醫生忙著打麻將孩子死在病床上》。山西日報刊發此文后，副省長立即批示嚴查，最后這位大夫被嚴肅處理。
　　
　　提起這件事，高勤榮至今還有些哽咽，眼淚打轉轉。
　　
　　他咳了一下，定了定神說：“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我又氣又悲。我還記得是這么寫的：張磊死了，人們感到可憐，但更可憐的是，響應國家號召做了節育手術的母親。我寫到這，真的是流淚了。后來聽這位警察說，他老婆看完這篇文章哭得死去活來。”高勤榮說。
　　
　　“我當記者這么多年，經常深入農村、工廠。只要心里有百姓，筆下有群眾，與民同歌，與民同泣，就活得非常充實。”
　　
　　命運的禍根
　　
　　高勤榮在輿論監督的路上越走越遠，他的好報道頻繁見諸各大媒體，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名氣大，影響深。
　　
　　1996年，他去運城采訪，正好該區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四縣受災，他跑到第一線采訪，看到軍民晝夜在河堤上奮戰，卻不見該區的主要領導。一打聽，當地市委書記出國了。再打聽，當地專員到北京看病去了。
　　
　　有人私下告訴他，當時，運城地委要換班子，專員可能到北京“跑官”去了。高勤榮一聽又火了。洪水這么大，居然去“跑官”。他托朋友找到了北京有關人士詢問此事，證明此事并非空穴來風。
　　
　　高勤榮馬上寫了一篇內參《抗洪救災軍民晝夜奮戰可歌可泣以病為名專員漠不關心“臨陣逃脫”》。前半部分，他記敘了軍民如何晝夜奮戰。后半部分，他寫道，在洪峰第二次到來之際，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時，運城地區的行政最高長官卻只身跑到北京，看病乎？要官乎？人們氣憤地說，在人民最困難的時候，焦裕祿、孔繁森能挺身而出，而我們的專員哪里去了？
　　
　　稿子寫完后，他打電話請示單位領導。領導對他說，你等專員回來，給他看看。“當時寫批評報道得給對方看，這是規定。”老高說。
　　
　　專員回來后，高勤榮在辦公室找到了他。專員看完稿子后，一拍桌子，怒氣沖沖地說，“你胡說八道！”
　　
　　“我怎么胡說八道？”高勤榮反問。
　　
　　“我病了，給省長請假了！”
　　
　　“洪峰第二次到來之際，人們處在水深火熱中，你好意思請假？”高勤榮也怒了。
　　
　　“你是不是黨員？”高勤榮問。
　　
　　專員不吭聲了。高勤榮一拍桌子，摔門走人。
　　
　　事后，高勤榮了解到，這位專員的確有腰椎間盤突出問題，但是他到了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看了看病，就“跑官”去了。
　　
　　回到太原，他拿著稿子找到單位領導，專員也趕到太原“做工作”。
　　
　　單位領導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小高，你咋給專員那樣說話？你得賠情道歉。”
　　
　　“我不道歉，我做過調查。我寫的哪點不是事實？”
　　
　　后來，這篇稿子最終沒能刊發。但是，他持續關注運城的負面新聞，給自己后來的官司埋下了禍根。
　　
　　調查“假滲灌”
　　
　　1998年，又是運城，還是負面報道。
　　
　　當時，他去運城采訪，在火車上，老百姓聊天。有人說，運城當地有一個順口溜:“美國衛星在偵探，發現運城在備戰，日本走了50年，運城炮樓又出現。”他一打聽，老百姓說，運城現在在搞農業滲灌的大工程，但是運城是出名的黃泥地，水是不可能滲透下來的，都被黃泥堵住了，當地還突擊修建滲灌工程，迎接現場會。
　　
　　下了火車，他就找了個車，沿著公路去調研。他看到，為了迎接現場會，沿路修了一排滲灌池，像一個個水泥炮樓，走近一看，有的就沖著公路修了一個弧形；有的里面都是雜草，池底連水泥都沒有抹，怎么可能蓄水呢？
　　
　　他了解到，老百姓對此意見很大，純粹是弄虛作假。后來，他又跑了四五個縣，拍了大量的照片，還用攝像機錄下很多線索。
　　
　　采訪完后，他覺得問題很嚴重，就給人民日報寫內參。
　　
　　寫的時候，他不知道這個項目究竟花了多少錢？當時，運城行署駐北京辦事處的一位副主任和高勤榮是好朋友，就把該地委向省委的匯報材料拿給他看，上面寫著總投資兩億八千七百多萬元。
　　
　　高勤榮交了稿子后，人民日報很慎重，又派記者到運城落實，還在當地召開了幾個農民座談會，發了內參。
　　
　　同年4月3日，他接到了省紀檢委打來的電話，要找他談談。高勤榮還記得當時的場景，在賓館里，他翹著二郎腿，心情愉悅地等著談話。因為他聽說，關于運城的假滲灌工程，人民日報的內參發表后，中紀委有關領導已批示，讓山西省紀委先行查處。
　　
　　他萬萬沒想到，對方的第一句話是，“你在運城有什么違法亂紀的事情？”
　　
　　高勤榮一聽就不對勁，直言不諱地說，“沒有！”
　　
　　談話不歡而散。高勤榮說，之后工作人員又和他談了三次話，問題很瑣碎：你的BB機哪里來的？手機哪來的？有人給你送過煙嗎？你是不是在歌廳唱過歌？
　　
　　調查半年之后，最終不了了之。
　　
　　調查組走后的兩天，1998年9月18日，《南方周末》頭版頭條報道了“假滲灌”的事情，文章最后還說：高勤榮僅是個普通黨員，根本夠不上省紀委調查的范圍。
　　
　　之后，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和《焦點訪談》到運城采訪，高勤榮又帶他們到他采訪過的地方去調查。
　　
　　使高勤榮悲傷的是，當年中央臺因為這個節目獲了金獎，他卻獲了罪。
　　
　　有人打電話威脅他：“高勤榮你小心點，老子非要收拾你不可！”老婆在家埋怨，孩子擔驚害怕，他的氣也不打一處來，多次到北京找人反映情況。
　　
　　但是，負面報道還是“引火燒身”了。
　　
　　獄中8年
　　
　　1998年12月4日，高勤榮在北京被山西省運城3名警察帶走。在被帶回山西的路上，警察向他出示了“拘留證”。在看守所，他拒絕簽字。1999年3月17日，高勤榮被以三項罪名起訴至運城市人民法院。5月4日，法院下達的一份長達17頁的判決書上，高勤榮因為“受賄”、“介紹賣淫”、“詐騙”這三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高勤榮提起上訴，但運城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了原判。
　　
　　終審判決下達后，高勤榮被投入晉中監獄服刑。
　　
　　“全是莫須有的罪名！我打條借錢，又有領導簽字，卻判我詐騙；別人還我家借款，我有書證，法院不予采納，判我受賄；其他人嫖娼，又判我介紹賣淫。他們這樣做，一是為打擊報復，泄私憤；二是不讓記者說真話。”現在說起來，高勤榮依然憤怒。
　　
　　在監獄里，他寫了幾百封信申訴，有寫給運城中院的，也有寫給中央有關部門的。他認為自己是曝光了運城“假滲灌工程”之后遭遇打擊報復，是冤案，但是信件石沉大海。
　　
　　晉中監獄知道高勤榮是個記者，把他調到了《晉中監獄報》任組長。他在服刑人員中尋找典型進行采訪報道。在2002年舉辦的全國8省市監獄報刊評比中，高勤榮一人獨得兩個一等獎，他也因此獲得了減刑的機會。
　　
　　但對自己的罪行，高勤榮從不接受。每年年底寫總結，總有一欄為“認罪服法態度”，但他從來不認罪，而是填上自己的冤屈。
　　
　　一次，監獄宣傳科長對他說，“你這么寫，就不能減刑了。”
　　
　　“不減就不減。”高勤榮硬梆梆地頂了回去。
　　
　　高勤榮入獄，也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據他本人回憶：2001年3月，全國政協常委楊偉光、高占祥等7人，就此事向全國政協大會提交了第89號提案，他們指出“這是一起明顯的打擊報復、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贓枉法”。這份提案轉呈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最高法院曾指示山西立案再審；2003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韓雅琴等人為高勤榮再次提出建議案，仍然沒有結果。
　　
　　8年之后，高勤榮出獄。
　　
　　老高認為，當記者成為百姓心中的“鐵面判官”，許多有冤屈的平民百姓不找法官找記者的時候，記者其實已經處于危險的境地了。“你既然是百姓眼中的救星，那么自然也就成了腐敗分子的眼中釘！危險甚至犧牲，就在你眼前。”他說。
　　
　　一位學者分析說：“我認同這種理念：每一個公民的日常生活都與另外一個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當所有的‘高勤榮’都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的時候，我們自身的公民權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揭開“血色黑洞”
　　
　　出獄后，他沒了記者證，成了無業游民。最初就是靠愛人的那點工資。后來，他想，總不能靠老婆養活，他先想到了賣血，后又想，在街上擺一個擦皮鞋攤，取名“記者鞋攤”。
　　
　　還有人給他出主意，“把鞋攤開到運城市委門口去，除了擦鞋，沒事就在那里磨刀。”高勤榮說起這個創意就哈哈大笑。由于家人的反對，他最終沒去擦鞋和賣血，而是和以前的一些好友做點小生意，平時寫點東西，策劃點廣告，生活勉強維持下去。
　　
　　做了二十多年記者，高勤榮還是喜歡做新聞。出獄后，打抱不平的性格還是沒變，手里又有了線索。
　　
　　這時的他不是記者，沒有發稿平臺。他說，時代給了他機會，自媒體時代到來了，“我感覺互聯網比以前的平臺還好呢。”
　　
　　盡管他不是記者，但他畢竟從事新聞工作20多年，他的新聞敏感性比一般人要高出許多。他搜集線索、證據，在博客上撰寫稿件，抓的依然是新聞熱點，而且一抓一個準。有重大題材，他會與媒體合作。
　　
　　山西某煤管站站長，不到一年，就挪用公款一億一千萬元。關于此事的報道在《南方周末》刊發，他用了筆名。
　　
　　2011年底，他與《新民周刊》記者合作，撰寫了三萬字的《血色黑洞》，揭露了山西煤炭采空區塌陷的現狀，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
　　
　　2012年，他接舉報，山西焦煤集團董事長家里丟了5千萬元現金，他第一個在微博上披露，各家媒體紛紛跟進報道。
　　
　　用高勤榮的話說，他的線索引發的話題傳播得“鋪天蓋地”。
　　
　　“哎呀，我一看，這互聯網的力量太大了，比傳統媒體傳播快多了。現在是新媒體時代，自媒體時代，尤其是新任領導上來之后，很重視實名舉報，我借互聯網和新政的東風，又有了戰斗的舞臺。”老高說。
　　
　　爆料“房媳”
　　
　　老高潛心研究互聯網的傳播。一個個舉報線索，如何才能在當下傳播？
　　
　　他說：標題和140字以內的介紹很重要。一山西人大代表4個老婆10個娃的線索，舉報人舉報的是一起因土地拆遷引發的斗毆，他梳理線索的時候發現了“4個老婆10個娃”的事情。為了讓事件得到快速傳播，引起重視，必須懂得傳播規律，“公眾關注點很重要”。
　　
　　該微博被大量轉發后，該人大代表上午就被取消資格，晚上被刑拘。
　　
　　“我做了一輩子新聞，離不開。能為老百姓伸冤，我很高興。”老高說。
　　
　　互聯網的報道越來越多后，高勤榮接到的線索也越來越多。
　　
　　1月22日，“房媳”的爆料人找到了他。
　　
　　他和提供線索的人多次核實，并拿到了張彥的身份證復印件。1月22日，高勤榮在微博上首先公布了此事。由于證據扎實，傳統平面媒體直接把電話打到了政府部門，中央臺跟進報道。
　　
　　高勤榮在微博上公開了自己的手機號碼，線索和爆料越來越多。
　　
　　此后發生的事情，不出他的預料，“房媳”家人非常憤怒，揚言要“收拾高勤榮”。
　　
　　2月7日，他爆料：繼山西“房媳”之后，運城又一干部持有4個身份證。第二天，《京華時報（微博）》刊登文章《山西房媳丈夫被曝為銀行行長辦3戶口以轉移資產》，文中稱，有爆料人稱“房媳”丈夫孫紅軍為其哥兒們陳建輝也辦理了多個戶口，陳建輝目前任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平陸縣支行行長。運城市紀委表示，如情況屬實將介入調查。著名爆料人高勤榮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他已掌握了房媳的丈夫孫紅軍違規為他人辦理多個戶口的事實，“陳建輝是孫紅軍的鐵哥兒們，孫紅軍在當公安局長時為其辦理的戶口。”
　　
　　老高說，他的線索有來自民間的，也有來自官方的。運城的爆料人越來越多，只要有風吹草動，總有認識或者不認識的人給他發短信，老高掌握了被舉報人的一舉一動。
　　
　　高勤榮說，2月2日下午，在運城市郁金香大酒店512房間，運城紀委在調查山西房媳事件過程中，某些人竟然將被舉報人和證人安排在同一房間，同一時間談話了解情況，這究竟是想干什么？
　　
　　“我爆料，你們媒體要跟進啊。”高勤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