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報道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秘書長楊偉民昨天表示，在城市化過程中應該對農民工實行保留戶籍、總量控制，放寬條件，逐步推進的方式。

楊偉民解釋說，應該保留目前城鄉不同的戶籍制度，對落戶農民工的規模實行總量控制，農民工落戶規模要控制在各個城市的承載能力以內。

農民工落戶規模“因城而異”

昨天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了《中國發展報告2010：促進人的發展的中國新型城市化戰略》。這份報告的主報告認為，“保留戶籍、總量控制、放寬條件、逐步推進”地解決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的方式應該是城市政府所能接受的辦法。

楊偉民昨天解釋說，各個地區根據本地區一定時期的承載能力，每年給一定數量的農民工落戶，每個城市根據每個城市不同的條件，確定農民工落戶的規模。

我國離“全城市化”還很遠

楊偉民做主題報告時表示，我國城市化目前仍處在“半城市化”狀態，距離“全城市化”有很大距離。他解釋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人口增至6.07億人，城市化率以年均0.9%的增速上升到46.6%，是世界上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但同時，我國現有城市化率的統計口徑包括了1.45億左右在城市生活6個月以上但沒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權利待遇的農民工，也包括約1.4億在鎮區生活但從事務農的農業戶籍人口，這些并沒有真正轉變身份的人口約占城鎮總人口的一半。

“逐步推進”農民工落戶

報告認為，考慮到實際操作的可行性，要維持現有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制度，采取放寬落戶條件的方式逐步解決。楊偉民打比方說，這就是“階梯放水，逐步開閘”，豎立在農民工和市民之間有道“大壩”，要讓市民這邊的水往農民工那邊流，到實現了農民工的公共服務的水和城市的公共服務的水一致，兩邊的水就平了。

依照這份報告的設計，每年農民工的落戶規模要控制在城市財政能力、住房、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允許的范圍內，但同時也要放寬條件。同時必須對落戶的農民工提供與市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務。所謂“逐步推進”就是對于符合條件的，可以第一年發給暫住證，第三年發給藍印戶口，第五年發給正式戶口，這樣既給進程農民工實現在城市定居的希望，又兼顧了城市的承受能力，使農民能夠有序落戶。

■ 數說

20年，4億人進城落戶

本報告的愿景是：從“十二五”時期開始起步，用20年時間解決中國“半城市化”的問題。也就是說，以平均每年2000萬人的速度，從2010到2030年基本解決已經在城市中的以及未來進城的4億農民工及其他們愿意留在城市生活的家屬的市民化問題，實現農民工從進城到落戶，與城市原有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務和各項權利。

農民工市民化成本：2萬億元

農民工市民化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報告課題組調研結果顯示，我國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約在10萬元左右。這意味著我國未來每年為解決2000萬農民工市民化需要投入2萬億資金。

隱憂

“土地成為城市化發動機”

楊偉民昨天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本世紀以來，“是土地而不是人口主要扮演了中國城市化‘發動機’的角色”。楊偉民雖然承認這對緩解城市建設資金短缺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他也認為，這樣的“城市化”帶來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速度的問題，導致城市建成區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速度還很快。

昨天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中國發展報告2010》認為，農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的巨大收益，對于城市建設資金缺乏穩定渠道的城市政府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但這種土地城市化的負面效果也很明顯。

報告認為，“經營城市”、“以地生財”、“土地財政”帶來了城市面積的快速擴張，導致土地城市化明顯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如果考慮到目前城市化率中還包括了1.45億農民工等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的人口，土地城市化對人口城市化的比例失調更加嚴重”。

主報告的另外一位主筆、中國社科院人口和勞動研究所所長蔡昉則批評說，“現在確實出現了城市化目的不明，或者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動機不明。我們的土地城市化明顯快于人口城市化，這說明我們不是以人為中心來推動城市化。”

蔡昉說，城市的主要優勢在于其人口密度和集中度，“我們的密度卻在下降，中國這樣的土地稀缺的國家，更應該集約使用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