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南京市民王女士向記者反映，雜糧漲價比之蔬菜更為“兇猛”：“去年綠豆3元/斤，今年已經賣到11元/斤。李國祥也強調，農產品漲價也不能排除商家投機和惡意炒作行為作祟。

菜價高了，“進口費”漲了，“菜奴”、“果奴”冒出來了。通脹壓力已經從專家口中的數字變為普通人的“體感”。是菜價上漲連累了CPI上漲，還是信貸發放過度引發全民通脹預期推高消費品價格？當消費者對CPI的“體感”與統計數據之間出現較大差值時，通脹真相究竟如何？

蔬菜“元時代”

蔬菜價格已經進入“元時代”。在近20種蔬菜中，至少1/3的蔬菜要價超過4元/斤，1元/斤以下的蔬菜幾乎絕跡

“去菜市場逛一圈，竟然很難看到1元/斤以下的菜。有些當季菜，比如莧菜，都是4、5元一斤。帶１００元出門買菜，經常兜里空空回去。回去一算賬，連雇主都不相信錢用得這么快。”老家在安徽的熊芝香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

熊芝香是一名在上海打工的專職鐘點阿姨，今年以來，每個月與雇主核對買菜的賬單時，她就愈加清楚地感覺到“東西貴多了”。

最近幾天，她服務的幾個家庭都經常吃蠶豆。“蠶豆賣4元5斤，幾乎是菜場里最便宜的蔬菜了。”熊阿姨對記者說。

一向“不當家不知柴米貴”，自稱“原本不太在乎錢”的白領Emma最近也體會到了食品價格上漲的壓力。她在博客里抱怨：“茄子8元一斤，散養母雞20元一斤，買兩只雞花了200元。現在花錢都覺得肉疼。”

在聯華超市蔬菜柜臺工作的況女士對今年以來的蔬菜價格變化有更為直觀的感受。她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過年后，蔬菜價格一直在上漲，她所在超市上架蔬菜的零售價比年初時平均翻了近一番。

記者走訪上海浦東新區多家菜市場，發現蔬菜價格已經進入“元時代”。在近20種蔬菜中，至少1/3的蔬菜要價超過4元/斤，1元/斤以下的蔬菜幾乎絕跡。

“全面通脹來了”？

上海社會科學院商業研究中心主任朱連慶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說，這一輪由房產轉移到日常消費品的漲價是一種“恐慌性整體漲價”

除蔬菜外，包括水果、糧油在內的其他食品也出現不同程度的價格上漲。繼“房奴”出現后，最近，網絡上甚至出現了自稱吃不起蔬菜、水果的“菜奴”、“果奴”。

南京市民王女士向記者反映，雜糧漲價比之蔬菜更為“兇猛”：“去年綠豆3元/斤，今年已經賣到11元/斤。前兩天，家門口的超市還賣斷貨了。”

王女士反映的情況得到有關專家的印證。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頗為感慨地總結：“農產品價格上漲一輪接一輪；一個產品接一個產品；一個環節傳導到一個環節。”

除了農產品漲價外，“衣食住行”中的“衣”這一項也讓消費者感覺“手頭吃緊”。

在上海浦東某外貿公司工作的白領蔡小姐最近有點“怕逛街”。“上個月的CPI真的只有2.8%？”接受記者采訪時，她首先質疑CPI數據有“忽悠之嫌”。據她描述，她經常購買的幾個品牌的鞋子、衣物和化妝品，今年夏季新品的價格都讓她“很受驚”。“去年三五百，今年就七八百，去年一千出頭，今年就兩千出頭。”蔡小姐說，“8000多元的工資，以前還經常買點品牌貨，現在偶爾出手都要糾結半天。”

“從蔬菜到衣帽鞋襪，這些物品漲價，在我看來與全面通脹有關。通脹預期催高了物價。”上海社會科學院商業研究中心主任朱連慶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說，這一輪由房產轉移到日常消費品的漲價是一種“恐慌性整體漲價”。

“全面通脹來了，能不能遏制住，我看很難說。”朱連慶說。

農產品非“原罪”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分析，從宏觀角度看，通脹確實引發了農產品價格攀升。但從農產品自身出發，四重因素左右農產品價格

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4月CPI上漲2.8%，其中，農副產品“貢獻卓著”：鮮菜價格上漲24.9%，鮮果價格上漲16.4%，推高CPI約1.9個百分點。

面對上述數據，不少消費者把農產品漲價歸因于通脹，又把通脹“歸罪”于農產品。但專家分析指出，農產品漲價有其他誘因。

李國祥分析，從宏觀角度看，通脹確實引發了農產品價格攀升。但從農產品自身出發，四重因素左右農產品價格。

首先是供給因素。李國祥認為，以綠豆為代表的雜糧價格翻番與供給偏緊直接相關。“我國雜糧高度自給。今年，雜糧產區受惡劣氣候影響明顯減產。我們深入產區調研，發現不少地區減產三成。”李國祥透露，減產同時，農民種植雜糧的積極性不高。考慮到雜糧沒有被納入國家政策保護范圍，并且過去種植效益也不好，“很多地方生產萎縮”。

供給不足造成農民產生“漲價預期”。李國祥稱，調查中發現不少農民有惜售心理，有雜糧也暫時不愿意出手。

此外，成本因素也必須納入考量。“人力成本、土地租金和農業生產資料都漲了，農產品自然要漲價。”李國祥說。

最后，需求拉動效應也是農產品漲價的誘因之一。隨著國人生活水平提高，對蔬菜、水果和雜糧的消費需求增加了，而這一輪農產品漲價，推漲的正是上述品種。

不過，李國祥也強調，農產品漲價也不能排除商家投機和惡意炒作行為作祟。

數據顯示，4月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同比分別上升6.8%和12%。上述數據的傳導效應將影響CPI，這從另一側面印證農產品并非CPI攀高惟一推手。

“體感”被放大

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王明權呼吁，為了減緩居民對通脹的“放大感受”，政府應該繼續提高居民工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15%仍然幅度不夠”。

既然農產品并非通脹背后最大的推手，公眾的視線自然就轉移到了“信貸”上。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投資拉動模式”救中國經濟于危難，與之相伴，“投資拉動”帶來的通脹風險也如同始終“懸在中國經濟頭頂上的劍”。有專家質疑，信貸寬松導致目前通脹壓力大增，并呼吁國家應該適時調整貨幣發放量。

然而，并非所有專家都認同我國通脹壓力已到“臨界點”。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王明權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就指出，貨幣被大量投放，但投放的很多項目短期內看不到效益，這讓CPI“顯得”比較高。不過，這些項目的效益今后都會逐步顯現。

“GDP要達到8%，CPI控制在3%左右是合理的。”王明權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物價波動很正常。當前，CPI過低反而不是好事。目前，我國通脹壓力還沒有達到需要格外重視的程度。預計兩三年后，通脹問題才需要特別重視。”

王明權以農產品漲價為例分析通脹利弊。在他看來，當前農產品價格上漲是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結果。隨著農地和農業人口減少，農產品漲價是必然趨勢。與此同時，農產品漲價有益農民收入增長，甚至可以通過農產品流通環節解決大量就業。

此外，王明權表示，隨著居民收入增長，物價上漲仍在居民承受范圍內。但考慮到居民日常生活接觸到的消費品種類遠遠達不到CPI統計依據的300多種，CPI統計結果往往就會與居民感受存在“差異”。

“舉例來說，蔬菜價格上漲明顯，但壓力鍋或縫紉機沒漲價，我們不會天天去買縫紉機，所以，居民的CPI感受就因蔬菜被‘放大’了。”王明權說。

他呼吁，為了減緩居民對通脹的“放大感受”，政府應該繼續提高居民工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15%仍然幅度不夠”。畢竟居民對通脹問題如此“敏感”，歸根到底是因為手中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