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中介劉強勝也曾當過肝臟供體。

——人體器官買賣調查

2.5萬元，為了這筆在北京城僅能買到一兩平方米房子的錢款，楊念付出了自己60%的肝臟。

15萬元，為了楊念那60%的肝臟，晚期癌癥患者謝有生（化名）的家人四處舉債。

全國每年150萬名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等待催生了一個本不該有的行業——人體器官買賣。而2.5萬與15萬元之間的巨大利潤空間也造就了一個本不該有的群體——人體器官買賣中介。

供體遭遇15萬賣肝錢只拿到2.5萬

被豢養數月等候買家

河南省鶴壁市淇縣民政局對面的一棟居民樓，一套簡裝的三居室里住了十幾人，他們都是年輕的小伙子，最大的不過25歲，他們來這里都有著同樣的境遇——家窮、缺錢，他們也有著同樣的目的——賣肝（腎）、賺錢。19歲的楊念也來到了這里，成了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名。

楊念是被一個叫王占偉的人帶來的，那是他最初的聯系人。在決定賣器官賺錢后，楊念在網絡上認識了王占偉，咨詢了器官價格——賣腎4.5萬元、賣肝4萬元。并沒有想好賣什么的楊念先行來到了河南鄭州，成了王占偉手中所謂的供體。但半個月后，王占偉稱其醫院關系斷了，就將包括楊念的供體們都轉給了在鶴壁淇縣一個叫楊世海的人。

供體群居免費吃住玩

淇縣位于鄭州、北京之間，離兩個城市都不遠，但生活成本卻要低很多——一個三居室一年的租金2800元。楊世海從朋友處借了2萬元，開始供養供體，以備在北京尋找買家的合伙人劉強勝“召喚”。供體們在這里免費吃、住、玩——怕供體們等待的日子悶，楊世海還“人性”地買了兩臺電腦，供他們打游戲。這里的伙食標準也不錯，據稱每餐都能有幾個肉菜。供體們也算自由，白天可以四處閑逛，到了飯點回來，即使中途反悔也可以隨時離開。

對于供體，中介也不是沒有選擇。新來的楊念就被帶著去醫院做了檢查，血型、身高、體重，再看看有沒有傳染病，身體健康的留下，不合格就走人。據介紹，AB血型的人一般不要，因為AB血型的患者較少，中介們都怕養了白養。

造假證變患者親屬

在楊世海處沒住上幾天，楊念就等來了買家。北京的劉強勝來消息說，有一個癌癥患者謝有生需要換肝。楊念便只身來到了北京，在劉強勝的安排下住進了一間地下室。和楊念一起住在這里的還有另外三個供體。經過體檢配型，楊念成了那個將要為謝有生獻肝的人，他與劉強勝談妥的價錢是3.5萬元。很快，楊念住進了醫院，接受一系列的器官移植手術前的準備。

根據相關規定，活體器官的接受人必須是捐贈人的配偶、直系血親或三代以內旁系血親。為了讓楊念變身為謝有生的侄子，成為合法的捐贈人，劉強勝讓謝有生的妻子馬上回老家開具叔侄親緣證明，而其他的身份證明則由他一手操辦——路邊無數的造假小廣告使這成為異常簡單的事情。一個多星期后，順利通過醫院審查的楊念進了手術室。十幾個小時后，楊念的肝已剩下40%。

3.5萬酬勞費只剩2.5萬

然而，拿錢的過程卻遠非手術那般順利。在術后將要出院時，楊念僅僅拿到了2.5萬元，其余的1萬元從此沒了下文。而楊念不知道的是，肝的受者謝有生為此付出的卻絕不僅僅是2.5萬元，而是15萬元。謝有生先后給了劉強勝4萬元和5萬元兩筆錢后，又被討6萬元，“他說不給錢就把我們廢了。”已難承受驚嚇的謝妻只得四處借款籌錢，但他們知道供體拿到4萬元，“后來我們知道劉強勝只給了人家兩萬五，特別生氣，但也沒辦法。”

楊念的遭遇還沒有停止，為了拿回自己應得的1萬元，其再次找到劉強勝，只是沒想到等來的卻是劉強勝叫來的二十多人。慘遭追打的楊念無奈報警，同時也“成就”了北京市首起人體器官買賣案。據海淀檢察院邱檢察官透露，該團伙成員的落網已牽帶出數個人體器官買賣團伙。現警方正積極對其犯罪事實進行查實。

生意火爆中介兩年養190個供體

買賣信息鋪天蓋地

在百度搜索上敲入“尋肝源、腎源”一詞，數萬條信息撲面而來，留下的QQ號、手機號不勝枚舉，甚至有公司形式出現對此進行操作。他們不僅尋找愿意售賣肝、腎等活體器官的人，同時也廣而告之向所需患者提供各配型的肝源、腎源。記者在與多位器官買賣中介聯系后發現，他們有著一套規范而明確的要求，業務也已形成一條龍服務。

承諾提供全套證明

對于肝源、腎源的供體，他們大多都要求男性、身高170厘米以上、體重115斤以上，年齡30歲以下。并且，血常規、肝功能、乙肝五項、彩超等基本檢查要全部合格。幾乎所有中介均表示會承擔供體的食宿費用、基本檢查和配型檢查費用、往返路費以及其他生活費用，有的更承諾除了應得報酬外，出院時還將為供體們向患者申請數千元不等的紅包。記者聯系到的一位在江蘇做“業務”的中介小王稱，其兩年間養過190多個供體，做成的“生意”有30多個，“手里的供體多，成功的幾率就高。”

而對于需要器官源的患者，他們亦提出種種“人性”的提示，對于供體的選擇、患者的責任、如何過倫理關等都有相關解讀，其服務之周到讓人瞠目。一名遠在沈陽的中介告訴自稱為親友“找貨”的記者，他們三四天即可找到配型合適的供體，“并且我們會為您準備一兩個備用供體，供體出院后與患者兩不負責，這點您完全不用擔心。同時，我們還會提供一套完備的親屬證明材料，免去您的后顧之憂。”

18萬元包辦器官移植

據記者向北京兩家獲準器官移植的醫院咨詢，目前若想進行肝腎移植手術，患者通常要排隊等待幾個月甚至更長時間，“具體等多久就不知道了，得看情況。”而肝源、腎源的價格在10萬元左右。而民間非法買賣的人體器官似乎也在這個價格上下。江蘇中介小王給記者的報價是18萬元全包，其中包含了供體器官、體檢費用、醫生紅包、身份證明等相關手續，其甚至聲稱可以幫助安排醫院，“我會帶四五個供體去。”對于器官的費用，記者提出質疑：“醫院的正規渠道也才10萬元，你們也賣10萬？太高了吧？！”對此，小王不屑地表示：“醫院那是死人的，我們提供的可都是活人的，質量能一樣嗎？”

原因分析器官緊缺催生地下產業鏈

供需矛盾：150萬患者僅萬人手術

業內人士透露，我國器官移植的供體來源主要有三種，死刑犯捐獻、親屬間活體移植以及腦死亡和傳統死亡之后的自愿無償捐獻者。器官移植的供體不足是個世界性問題，在我國這個人口大國顯得尤為突出。據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賑濟救護部部長王平介紹，我國每年有約150萬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1萬余人能進行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

器官移植實踐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技術與規模都得到迅猛發展，如今已經成為臨床手術數量僅次于美國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國。但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準權，每年被處死的犯人大大減少的境況，以及捐獻者需書面同意等措施的推出，使得尸體器官移植數量減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巨大的缺口遂催生了活體器官買賣的“地下市場”。在這個黑市中，供體、受者、中介、醫院，似乎無不是獲利者，他們密切配合，各擔其責，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鏈條。

而與此同時，境外人士的中國器官移植旅游卻火熱一時。曾經成為國外患者救命之所的天津第一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2006年時創造出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術的紀錄，其中來自美國、日本、沙特等國家的外國患者就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去年的一則“17名日本人在中國通過旅游方式接受器官移植”的消息更是引起了軒然大波。隨后，衛生部即責成相關部門對此事展開調查，同時表示器官移植應優先滿足中國公民。

欲捐無門：光辦手續就一個月

今年初，一個父親舉債13萬元捐獻兒子器官事件又讓人們陷入重重迷霧。去年11月4日，王寶田17歲的兒子突遭不測，為了能挽救其他的生命，王寶田決定捐獻兒子的遺體和器官。然而，這條路困難重重，繁雜的程序和手續讓捐獻在一個月后才得以實現。王寶田為此負債13萬元，而兒子的器官也因長時間用藥維持生命體征而功能受損，最終不得不被醫院放棄。

一面是供移植的器官緊缺，一面卻是欲捐無門。中國器官移植的尷尬處境，催促著捐獻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法律盲點：無器官買賣罪名

在大多數國家，人體器官的買賣及其相關的商業化操作都有著相應的罪名和量刑，如英國《人體器官移植法案》規定了人體器官買賣的犯罪，日本《器官移植法》規定了非法出售人體器官罪、從事人體器官買賣中介罪以及為獲利而非法為他人實施器官移植罪等四項犯罪。

而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完備法律，我國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在2007年5月才開始實施。該條例遵循八大原則，包括自愿、知情同意、公平公正、技術準入、非商業化、自主決定等，并對移植機構實行準入制。據了解，目前我國獲準進行器官移植的醫療機構已由曾經的300多家縮減至160多家。但對于人體器官的買賣行為，該條例雖然明確禁止，刑法中卻并沒有直接針對此一行為的罪名。“翻閱了整個法條，我們認為這種行為更加符合非法經營罪的構成。”北京市首例人體器官買賣案的公訴人邱志英告訴記者。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非法經營罪處罰較輕，與器官買賣的社會危害性不相適應。我國應制定相關器官買賣罪名，并規定最高刑期為無期徒刑的刑罰，才能實現對買賣器官犯罪的最有力打擊。